扭曲價值觀與「沒女」商機 -《蘋果日報》

近日某電視台以記實式（Reality Show）手法拍攝以「沒女」為題材的電視節目，引起了心理學協會，以至社會各界對其「輔導」行為及附加價值觀的不少爭議。不少人認為價值觀無分對錯，不需過於敏感。可是大部份人易於忽略的是，此類「紀實節目」所塑造的價值觀，正以嶄新方式營造着龐大的市場需求。

誠然，部份參與者也許擁有心理或社交障礙，但節目所訪問的聲音形態導師、形象設計師等並非被動地回應社會需求，反是主動地創造消費需求。創造需求一直是國際品牌的成功要訣，其中最常用手法便是把常見的現象定位為「問題」，從而推銷自己的服務或產品。例如，學者Twitchell以漱口水為例，直指︰「與其說李施德霖生產漱口水，不如說生產口臭」。同一道理，惡妻、鄉味重、懶惰而不懂打扮的女性在各個年代均非罕見，節目卻把她們統稱為「沒女」，塑造成一個極待解決的「問題」，須要向「專家」求助，並接受不同美容及瘦身服務予以解決。

外貌是愛情或幸福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份條件，可是節目卻任由參加者把愛情與其身形體態直接掛鈎，更邀請「專家」由上而下地嚴厲審視，鞏固此扭曲概念。當「沒有醜陋女人，只有懶惰女人」的概念被反覆灌輸，結合慾望與恐懼的服務需求也會自然地合理化，並內化成為幾位參加者，以至眾多觀眾的實踐價值，進而刺激相關商品、服務、以至「專業」諮詢的消費需求。是以有學者視之為大型嵌入式廣告，實不無道理。

參考過去例子，早年「盛女」節目播出後，相關的美容中心推出「盛女特享優惠」，坦承其美白、去斑等新症新增兩成，而節目中出現的某網上婚介速配平台的瀏覽量增加50%，每天新會員人數更暴增一倍。今年「沒女」末段所特別鳴謝的「專業」運動顧問、脂肪美學「專家」和體質管理「專家」，也許應反過來聯署鳴謝嵌入式宣傳為他們營造的龐大商機。

正如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名言"Desire does not desire satisfaction. Desire desires desire."，成功商品不會滿足需求，而是讓人們產生更多慾望。「沒女」結合人們的慾望與恐懼，成功為美容服務營造強而有力的社會氛圍，把獨立自主的個體捲入消費者（或求助者）行列。在這不求叫好，只求叫座的市場化世代，到底甚麼是自己的真正需要？哪些需求是別人賦予我們的呢？到底「專家」是在幫助我們？還是幫助他們的產業發展？這些問題實在值得眾多被強行標籤的現代男女，以至社會各界多加注意。

梁亦華(2014.8.14)︰扭曲價值觀與「沒女」商機，《蘋果日報》，A17。

《沒女》背後的符號暴力 - 《蘋果日報》

近年本港興起了「真人騷」電視節目，繼《盛女愛作戰》、《求愛大作戰》後，《沒女大翻身》近日繼續承接熱潮，掀起話題。

「真人騷」以事實性（factuality）為號召，受到年輕一代的熱烈追捧，亦引來不少反對聲音。一般市民認為電視台為參加者提供心理諮詢、形象設計、以至美顏、矯形等免費服務，而參加者需要在鏡頭前揭露過去與現在的生活與內心想法，滿足觀眾窺看隱私的慾望，雙方屬公平交易，並無不妥。然而少有人關注的是，這些節目到底在販賣着甚麼意識形態？

誠然，追求幸福的愛情生活是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然而「盛女－剩女」、「美女－沒女」等同音詞，巧妙地把缺少愛情生活的女性界定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節目提供的免費服務美其名為治療，實際上卻是把一小撮人所定義的價值觀反覆灌輸，實是文化專斷（cultural arbitrary）的一種。社會學家Bourdieu指出，此類反覆灌輸所產生的慣性思維在節目完結後，仍會在參與者、旁觀者、以至整個社會之間一直持續下去，令他們依循那些被內化的專斷原則行事，構成了以壓制為目標的社會壓力，亦即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惡性循環之下，如此洗腦式的文化霸權將對其他年輕一代的日常行為、道德態度、以至精神狀況等進行全方位的持續規訓。

除問題的定位爭議外，少有人留意的是，節目中參加者把自己塑造成「理想對象」的過程亦極有問題。姑勿論該些「聲音形態導師」、「人生教練」等水平是否專業，參加者在節目中處於被動的「病人」角色，需要藉着懺悔式傾吐來自我揭露，審視自己的價值信念，主動訴說「病況」來乞求專家控制，與治療者處於從屬關係。過程中，參加者並沒有自我詮釋之權，而要由一些所謂「專家」界定、診斷與治療。在社會學家Foucault的眼中，這種「權力、知識與身體」的結合與中世紀視同性戀為精神病，以懺悔技術（confession technology）進行的強制治療別無二致。

筆者絕非獨身主義者，亦相信愛情與幸福是每個人的基本需求，然而以這種類近洗腦的方式來把自己異化，以迎合他者所吹捧的文化霸權，再以群眾壓力，把其他擁有獨立自由的個體強行塑造成一個個符合社會標準，卻又面目模糊的「理想女性」，實非明智之舉。「沒女」收視雖然屢創佳績，可是背後所代表的文化專斷與規訓模式，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反思。


梁亦華(2014.8.7)︰《沒女》背後的符號暴力，《蘋果日報》，A19，論壇。

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 -《香港經濟日報》

新一屆高考今日放榜，又是各大專院校校外進修部「財源滾滾」的時候了！每年的放榜日，數萬考生競逐萬餘個大學學位，總有人失望而回。為此，不少人主張擴展高等教育，而香港經濟轉型停滯不前則進一步為提案提供支持。

一直以來，教育被視為基層子女脫貧關鍵，亦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可是近來學位貶值情況嚴重，教育與經濟發展亦日漸脫軌。到底高等教育應否被視作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回應貧富問題的萬靈丹？

學位職業錯配 日趨嚴重

教育有助經濟發展的論調源於十九世紀末，日本、德國等新興國家藉高等教育迅速增強國力，使「教育興國」成為不少國家的發展方針，並在戰後向全球推廣。但踏入九十年代，不少學者已質疑兩者關係，例如95年世界銀行的跨國研究便指出，教育與經濟發展只在歐美各國呈正向關係，在南亞、拉丁美洲等非歐美國家未有明顯關聯，在非洲及中東兩者更呈相反趨勢。研究指出社會必先滿足若干條件，教育才能促進經濟發展。

第一，課程須配合社會或產業結構所需，例如航天科技、石油磡探等專業的畢業生即使再優異，也難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學位與職業錯配的狀況日趨嚴重。據官方資料顯示，本年度自資副學位及學位達43,000個，當中不少以文商科為主，政府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卻指出，人才缺口存在於建築及護理行業，更掀起引入外勞的爭議。究其原因，在於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日漸脫節，醫療及工科課程需要極高培訓成本，不合乎自資院校的成本效益所致。

提升學歷 有別提升競爭力

筆者並非指學生在那些自資副學士及學位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全無所得，但該些課程並不提供技術或專業訓練，畢業生不能直接提升社會競爭力，工資亦難以得到保障。即便如此，無數學生仍因學歷通漲而被迫恐慌性進修，學費要「自負盈虧」，畢業後不幸失業，也要「自行負責」償還數以十萬計的學費借貸，表面上一切皆是自願，實際上卻不得不為之。

第二，不同社會環境亦會影響教育的效能。畢業生普遍存在尋租行為（Rent-seeking），即傾向投向帶來豐富收入或崇高社會地位的相關產業，然而該些產業卻未必與經濟發展有關，例如伊斯蘭的優等生渴望成為教士、非洲的尖子則希望投入軍隊、逾半埃及大學生都成為公務員等。

學者Pritchett指出這些非經濟行業除了搶奪私人市場的優秀人才外，更會增加行政成本。因為該些職位是透過財富再分配，而非發展科技或經濟創造財富，這除了令行政架構日趨臃腫，高學歷尖子亦更擅於找尋法律或體制的灰色地帶，謀取私利。

課程良莠不齊 僱主揀卒更難

回看香港，香港公務員入職競爭一向激烈，過去五年公務員綜合招聘考試人數達30萬，2010年政府共招聘5,100個職位，卻收到65.5萬份申請，某大學更被譏為「公務員培訓所」。雖然政府在九十年代大刀闊斧，精簡架構，但近年不少月薪10萬以上的行政職位重新湧現，實不能不察。

第三，迅速擴展的高等教育容易產生羊皮效應（Sheepskin Effect），即學生表面上得到文憑或學位，但實際知識或技能增長卻十分有限。

近年不時出現學院指示講師評分從寬，甚至擅自更改評分的報道，正反映着高教質素良莠不齊的潛在隱憂；與此同時，僱主需要為這些高學歷畢業生付出更高薪酬，間接提升營商成本，不利經濟發展。

筆者並非反對政府投放更多資源培訓人才，只是提升學歷並不等同提升競爭力。未來政府應考慮本港未來產業結構所需，扮演學術監管的把關角色。若只從量的層面考慮，把無限擴充自資學位視為功績，罔顧產業結構而任由良莠不齊的高等學位充斥市場，日後卻一廂情願地期待畢業生「自己搞掂」，自行把創意、批判思考等能力轉化成生產力，則不論對學生自身，還是對社會整體發展也是弊多於利。


梁亦華(2014.7.14)︰專上院校盲目擴招 學生更徬徨，《香港經濟日報》。

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 -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六月，小學派位公佈分配結果，而幼稚園報名程序又即將開始，學童升學問題成為無數家長的關注焦點。在香港，小學與幼稚園分屬不同的資助模式，五六十年代政府認為私立學校質素參差不齊，毅然擴展普及教育，把眾多私校納入資助網；現時的私營幼稚園，被視為「靈活而富彈性，且適應力強，能迅速回應家長的需求」的學校系統。到底不同年代的私校形象為何有如此差異？政府為何甘願放棄「靈活而富彈性」的私營中小學，現時對待學前教育又高舉自由的旗幟？

回顧香港教育史，不難發現香港普及教育的擴展，往往並非出於學生福祉或教育需要。香港開埠首七十年，政府對港九新界的私塾臨立，師資參差不齊的狀況毫無規管。直至20世紀初，民族主義在東亞各地興起，港府始於1909年設立教育司署，專責學校行政與規劃。中華民國成立後，英政府即頒佈針對全港學校的首條法令－《教育條例1913》，要求全港學校向教育署長註冊，禁止學校使用「不理想」(undesirable)的教科書，並陸續成立師範學院。此時政府的關注點並非成本效益或教育多元化，而是從師訓與學校規管上加以限制，防止極端民族思想滲入學校，保持社會穩定。

五六十年代，國共雙方在港積極興辦學校，以控制意識形態。港英政府有見及此，遂與教會合作，在批地建校方面給予教會極大方便，除給予學校津貼外，亦實施統一派位制度，把不符合政府規定的學校邊緣化，排除於正規教育系統之外。政策傾斜讓教會扮演主導教育的角色，在1953至1963年十年間，單是天主教會便迅速開辦了55所中小學，學生數目從3,909人激增至28,029人；六十年代末，香港跟歐洲展開貿易戰，香港被指責使用童工。政府為免予人口實，便進一步擴展免費教育，亦為配合為龐大的勞動需求。至八十年代初，超越八成中小學已被納入資助學校體系。此時期英政府的教育政策從辦學團體、資源及升學渠道等方面著墨，強調的是政治中立和人力資源規劃，私營教育的質素被指為參差不齊，私校亦被視為激端意識形態的溫床。

八十年代初，政府對私營教育的觀點始有所改變。1988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指出學校過度集中於公營體系，不利教育發展，而私營學校則令學校多元化，更能迎合不同學生需要。政府遂推出直接資助計劃來扶助私校，並迎合另一重要政治目的－把一直被邊緣化的愛國學校重新納入資助體系，為九七回歸作準備。從此，私營教育從「參差不齊，質素成疑」的形象，一躍而成「多元、靈活而富彈性」的教改先鋒，直至現在。

從上可見，過去一百年間私營學校的形象不斷轉變，而普及教育的擴展原因均是政治或經濟需要，與教育本身，甚至學生福祉關係不大。可是在教育層面，幼兒教育並非意識形態的戰場，亦難直接滿足社會人力需求，教育局會否就單純的教育原因與學生福祉，說服各持份者，把普及教育擴展至幼教階段？這在功利主義盛行，處處計算即時成效、成本效益的香港，實在頗有難度。


   

梁亦華(2014.6.21)︰普及教育與私校定位，信報財經新聞，C03，教育講論。

台灣青年捷運殺人 教育惹的禍？-《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各地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08年日本秋葉原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導致七死十傷；日前台灣亦有大學生以「我要做大事」為由持刀行兇，造成四死二十二傷。在兩案件中，行兇者均不認識受害人，亦沒明顯的犯案動機。多年來社會只視之為少年族群或個人心理問題，又或歸咎公共道德的崩潰，再引用心理學家的「專業意見」加以品評。可是這是否真的是青少年的個人問題？教育到底是解決方法，還是社會問題的源起？

早於九十年代，青少年問題便已在日本廣泛蔓延，從集體欺凌的精神虐殺，到割下同學首級懸在校門，無不聳人聽聞，動機亦懸疑非常。心理學視之為例外個案，社會學家卻指出這與近年教育的個人化改革有關。所謂個人化教改，是指傳統有既定課程的學科日漸退場，改為學生自由摸索，根據自身性向來決定教育過程與目標，例如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y）即屬此類。課程個人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追求自我實現，但對一些欠缺主動發展意識與能力的學生而言，這無異被放逐到自由的虛空中自生自滅。

個人化課程有學習失效的隱憂，個人化的教養方針則容易衍生出社會問題。東京首都大學宮台真司便引用「失範」(Anomie)概念來分析無差別殺人事件，指出學校不再強調在家孝悌謙和、在校尊師重道等傳統價值，新一代父母亦改以平等好友身份對待子女。昔日強而有力的道德訓誡被遊說，甚至物質利誘等教導法取代，在追求自由個性發展的風氣下，德育發展缺乏具體發展方向和長遠的目標指引，取而代之是碎片化、永無休止的日常生活 (終わりなき日常)，新一代成為了自由而孤獨的遊離個體。

在社會失範、權威退場的環境下，絕大多數面目模糊，方向不清的一群害怕被排除，只能依從朋輩的喜好來為自己定位。近年來國內外接連出現如快閃族(flash mob)、開心掌摑(happy slapping)等集體活動，無理毆打同學及露宿者等在傳統社會看來匪夷所思的行為，都是孤獨個體害怕被朋輩及社會排斥而迫於無奈的自我定位。

同時，年輕一代逐漸為溝通而溝通，不為交換內容而溝通，形成了人潮中各自埋首把玩手機，病態性檢查facebook和電子郵箱的風氣。Facebook的分享內容並不重要，毫無意義的「like」按鈕旨在讓個體於碎片化的社會中避免衝突，保持與友人僅餘的連結而已。另一方面，未能成功融入朋輩者為了逃離不安定的自由，會轉而選擇退縮於房間內的絕對領域，成為御宅族的一員。極端情況下，部份隱閉青年可能採取激烈手段，如模仿暴力遊戲中的虛擬情節來吸引他人注意。

所謂過正則誤，上一代成長過程被權威層層監管，盲從他人期望而喪失自我意識，固然不可取，但高度擴張的個人主義，鼓勵自行決定而抑制規範與權威，年輕一代便會開始追求欠缺道德規範的自我感，以追尋自我為始，以失去自我為終，對人格發展同樣是弊多於利。比起傳統的單向說教或完全放任的教養方針，現代道德教育應更重視傳統的孝悌思想，重構仁、義、禮為核心的個人與社會關係，讓新一代符合社會規範的同時，又保有適當個人自由，這才更符合未來社會需要。


梁亦華(2014.5.23)︰台灣青年捷運殺人 教育惹的禍？，《香港經濟日報》，A43，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6a61fe36-1dbf-4236-877b-92c83d7c30dc-691955

教育改革中的家長角色 - 《明報》

教育改革家長角色     

早前教育局建議取消向小學發布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達標率，以避免學校盲目操練，增加師生壓力。新建議贏得教育界一致掌聲，然而有部分人士持不同意見，例如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李偲嫣便認為這剝奪家長的知情權，使他們無從比較。當初投訴學童壓力過高的是家長，現在反對教育局減壓措施的又是家長。到底「家長」在教育應扮演什麼角色？ 「家長」的意見又為何飄忽不定？

傳統以來，家長對校政參與較為被動，家校合作只限於學生德育或情緒問題，又或家長義工等輔助角色為主。其後教統會第四、五號報告書分別強調家長參與校政的重要性，而市場化之始的第七號報告書更把家長定位為學校運作的監察者。在教育市場化的氛圍下，家長不再是學校的平等協作伙伴，而是擁有市場問責權力的消費者，在課程設置、評估方法，以至學校管理等各方面影響教師專業決定。


家長看孩子需要有欠客觀

市場化假定了消費者最了解自身需要，教育市場的設計亦假設了家長是最了解子女需要的消費者，可是這是否過於理想？過去教局推行母語教學，不少家長強迫語文水平未達標的子女進入英語班級；現今教局推行融合教育，教師亦經常遇到家長拒絕承認子女有特殊需要，不接受任何檢測、治療和援助。市場化假定家長能為子女前途作出最明智而理性的選擇，但家長始終不是專業人士，他們對孩子過高或過低的期望，往往誤了孩子前途。所謂「市場帶來最優選擇」只是象牙塔學者的一廂情願。

其次，家長並非單一團體，而是關注不同利益的集合體，現實中並不存在一個集合所有「家長意見」的代表。例如，子女成績較優的家長會期待學校投放更多資源於拔尖，反之便會期待學校推行更多保底課程，他們即使清楚子女需要，也未必有全盤考慮；再者，同一家長的意願也會隨時間不停轉變，例如入學前的家長較關注學校透明度，期待學校公布所有學生成績以助選擇；子女入學後，家長便會轉為關注子女的學習壓力，反對競爭帶來的考試操練。

TSA 回歸本來面目︰回饋教學

回到本次爭議，2006 年《教育改革進展報告(四)》對TSA的描述相當清晰，其目的是「回饋教學、優化課程設計和改善教學策略」，非讓坊間作學校排名之用。教育局讓TSA 回歸本來面目，實不必為某些「家長團體」的意見而過分敏感。

筆者並非指局方與學校可以無視家長意見一意孤行，只是反對放棄教育專業的堅持，以顧客至上的心態來滿足消費者的一時需求。正如教育局《教改方向正面睇》所言︰ 「家長與學校應該建立合作互信的伙伴關係……家長是教師的伙伴而非顧客」。兩者維持平等互信的伙伴關係，才是學生之福。

梁亦華(2014.3.25)︰教育改革中的家長角色，《明報》，P13，教養教學。

範文非猛獸 背誦助學習 -《經濟日報》

日前，教育局宣布為重設文言文範文進行諮詢，編選17篇為考試「指定材料」。有論指這樣是「走回頭路」，會誘發學生死背書應考。誠然，囫圇吞棗式的機械背誦並不理想，可是背誦與有效學習是否對立？

反覆背誦練習 發展高階思維

在舊會考時代，部分學生不求甚解，死記硬背坊間精讀天書應考，求學只為求分數，範文與背誦被視為減低學生動機與創意，甚至是窒礙學習的洪水猛獸。為此，2007年起教育局規定中文科會考取消考問指定範文；2009年新高中課程則同時把300多篇文章列為參考篇章，讓學生無法背誦所謂「標準答案」，但語文科也淪為「能力訓練」科目，作為知識與文化載體的範文重要性大減。

誠然，機械式背誦標準答案不是學習的理想模式，可是背誦與有效學習本質上是否對立？西方教育制度重發展學生的自主與獨立性，把背誦與理解視為兩個獨立範圍，但不少教育研究早已指出，背誦對理解與有效學習有正面作用。

澳洲Ivan Illich研究優等學生的學習過程，指出背誦能幫助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新的複雜技能，如希伯來文、九九乘法運算、第二外語閱讀及寫作等；Dahlin & Watkins針對中西方學生的比較研究亦指出，反覆練習與背誦能引領學生發展高階思維，有助他們理解文本背後的深層意涵，從而有更優良的學習成果。有學者甚至認為筷子文化團的學生成績在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等國際評估中連年奪冠的一大原因，正是因為東方這種背誦與理解相結合的儒家文化傳統。

語文水平被疑 範文提升知識

《孟子》有云：「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姑勿論廢除範文如何損害中國文化，即使只學習語文知識，以優秀範文為知識載體，也遠比割裂式的知識點更有成效。範文並非洪水猛獸，背誦更是促進學習的重要因素。過往背誦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只是因為背誦的對象並非文學經典，而是坊間標準答案而已。

近年學生語文水平備受質疑，教育局亦逐漸聽取前教師意見，其《「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檢視」正面睇》承認背誦之功能：「適量背誦作品的原文，熟記其中精華片段……（有助）奠定語文基礎」，把前任局長「背誦妖魔化」的思維扭轉過來，實在令人鼓舞。可以預見，學生擁有優質範文作知識載體後，可有效減少「鶴髮童顏的少年」、「孔子曾經『讓梨』」等胡亂背誦成語典故，活剝生吞的考評局笑料。

梁亦華(2014.1.25)︰範文非猛獸 背誦助學習，《香港經濟日報》，A19。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a059b751-f308-43f7-8546-623524f41233-1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