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孩子的量化社會 - 《突破channel》

　　人類對數字的崇拜由來已久。二戰時政府以擊斃每名敵人所耗費的子彈數目來衡量戰役成敗，現今評論員亦熱衷於比較各國耗費多少億來換取一面奧運金牌。數字作為客觀、中立和準確的象徵，被廣泛應用於各類公共政策論述之中。教育作為香港耗資最多的公共政策之一，自然不能倖免。

　　十五年教改以來，教育界充斥着兩種表面相關，卻又截然不同的教育方針。在自由的旗幟下，教改一方面鼓吹尊重孩子個別差異，淡化各類「高風險」的統一考試；一方面為學校引入市場導向的評估機制，以提升教學效能。在縮班殺校的陰霾下，各校為求脫穎而出，無不想方設法增加校譽，轉至直資的部分名校亦漸漸擇優而教，競爭壓力轉移到學生身上。數字，成為了量度學校與學生間競爭勝負的普遍標準。

　　「競爭帶來進步」的論調建基於大自然適者生存（survival for the fittest）的法則，聽起來不辯自明，可是競爭既為學生帶來進步，也直接帶來壓力、焦慮、不安與危機感。這些負面情緒可被轉化成更高成就，亦可能把孩子的自我身分與學習動機吞噬。激烈的競爭中，我們犧牲了什麼？對孩子而言，量化競爭又是否進步的惟一方法？

　競爭不是廿一世紀所獨有，以往學生的競爭較為單一，多根據會考分數定高下；相對而言，現今學生競爭遠較上一代激烈，從考試成績、課外活動到遊學體驗，升學競爭向生活全方位擴展，學生間的競爭更不再局限於高中。以筆者所知，一些幼稚園收生時，要求牙牙學語的幼童呈交學習歷程檔（Learning Portfolio），甚至進行天才表演，不少家長亦積極配合，安排子女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甚至以子女曾「參與大學科研」為申請賣點。在教育市場中，層層面試的競爭壓力把孩子推向極限，孩子被貼上一個個金碧輝煌的標籤，個體的價值被一串串冷冰冰的數字和獎項列表所取代。孩子的個性怎樣，他喜歡什麼，又有誰願意再費神了解呢？

　　夾在市場夾縫中的孩子，又要如何適應教育市場？一、是主動選取名校認可的，又或能帶來證書和獎項的課外活動來包裝自己。從拉丁舞到管弦樂，從劍橋英語到法德日語，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成為了課室以外的競爭場域。素描呢？紙黏土呢？摺紙呢？只要活動不受「市場」歡迎，都通通被棄如敝履；二、是主動選取有信心獲獎的活動來參加。量化競爭只看證書與獎項，並不計算失敗經驗和學習過程，學生為求生存，亦只能迎合這遊戲規則。例如，大學中便有不少說得一口流利日語的高材生特意選讀日語基礎班，旨在爭取最高的平均學分積點（Grade Point Average, GPA）來爭奪獎學金和海外交流名額。對他們而言，能否從課堂中學習知識根本無足輕重。作為教育工作者，筆者自然不能認同這種學習態度，可是卻理解他們在知識與GPA間的兩難。況且這凡事量化的遊戲規則，是我們為下一代所訂立的。

　　如果競爭所帶來的「進步」，是指證書和獎狀的增加，那今天的家長和孩子已達標有餘了。如果「進步」是指培養學生對學習的熱愛，對知識的渴求，那教育市場化很明顯是反其道而行。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培養「IQ BB」，更非只着重能否「在學習路上贏盡讚賞」，盲目追求旁人認同，以致忘了自己是誰。筆者認為，尊重孩子的性向與學習速度，為孩子提供合適的土壤與空間，讓他們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與速度，在自由的天空中愉快翱翔，才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應有責任。


梁亦華(2012)︰異化孩子的量化社會，《突破Channel》12，頁1-3。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dloads/btchannel/detail/201212_14_2.pdf

以公平原則看「長者生活津貼」爭議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政府準備增加俗稱生果金的長者生活津貼，由現時每人每月1090 元，大幅增加至2200 元。不過，部分政黨人士始終堅持政府必須劃一每人每月3000 元，並撤銷所有入息審查，雙方爭論多時仍未有共識。是以， 「公平」兩字該如何理解？香港是否不分貧富地攤派公帑，才符合公平原則？


貧富不分同樣不公

回顧歷史，學者對何謂「公平」的爭論已達千年之久，最易令人理解的，當數哲學家阿里士多德的主張︰應平等者遭受不平等對待，而不應平等者受到平等對待，便是不公平」（Injustice arises when equals are treated unequally, and unequals are treated equally）。

所謂津貼，並非無條件的全民福利，而是因應弱勢社群，提升他們生活質素至合理水平的福利機制。故此，只盲目追求結果平等，不考慮受助人的背景，不論貧富貴賤亦派發鈔票，其實也是不公平的一種。事實上，長者生活津貼作為津貼的一種，理應與學生車船津貼、書簿津貼等一視同仁，通過入息審查，把有限公帑有效分配至最有需要的受助者手上。



資產審查並非猛獸

誠然，不少長者處於貧窮線上，生活艱苦，但不能否認的是，戰後嬰兒處於香港經濟急速上升的黃金三十年，七八十年代每年複合GDP 增長達15%以上，創造了不少「魚翅漱口、XO 洗腳」的傳奇故事。一般打工階層雖不一定飛黃騰達，可是也沒有合約工、假自僱的威脅，自願加班更享有雙工，以至三工的額外工資。

相對而言，現今成為主要稅基的八十後一代面對激烈的全球競爭，由於業務紛紛競價外判，不少畢業生的工作不但朝不保夕，更經常無償加班。八十後工資不進反退之餘，十五年來更經歷五次大規模經濟危機。如政府把津貼改為全民福利，迫令納稅人承擔每年近二百億的福利開支，又是否有點強人所難？
古語有云︰ 「居安思危，積穀防饑」，八十後處於朝不保夕的職場，尚且竭力置業安居，自費進修，那麼經濟環境遠為優越，又最具獅子山下精神的一代，又何必視資產審查為洪水猛獸？


梁亦華(2012.10.18)︰以公平原則看「長者生活津貼」爭議，《信報財經新聞》，A20， 時事評論。

江西詩派的啟示 -《香港作家》

梁亦華（2012）︰〈江西詩派的啟示－如何活用古典文學創作理論〉，《文學評論》21。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http://www.mediafire.com/view/?83p4pg6f43jigvk

江西詩派的啟示︰如何活用古典文學創作理論

一、前言

綜觀中西方文學史，文學的存在意義一向是形式與內容的對立。受原始宗教影響，自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起，便把文學創作的靈感解釋為神的啟發，而是神憑附著詩人，透過珍貴的辭句來向眾人說話。至中世紀，宗教漸與政治合而為一，甚至淩駕君權之上基督教文論更成為服務於政治的工具之一(陶東風，2005)，直至宗教改革及文藝復興以後，文學的存在價值才有轉變。

對於中國文學創作的代表－詩的存在價值，《尚書．堯典》中便以「詩言志」來把它定位於政治性與道德性，是表達志向、抱負的工具。其後孔子進一步把詩、樂等賦予更大的道德教化和社會功用價值(陶東風，2005)。於是自秦漢以後經學理論成為主流，長期中央集權的各朝代，間接促進經學理論的長盛不衰。直至西元八至十世紀，唐王朝在軍閥割據中衰亡，中國踏入五代十國時代。由於武人勢力抬頭，士人地位被長達八十年的內戰所摧毀，文學創作才開始從注重內容，為政治服務的傳統轉移至其他範疇。

西元十一世紀，中國再次由宋王朝所統一，宋初文壇的主流－西昆派詩人承繼晚唐浮靡遺風，自認承繼李商隱，只片面發展其追求詞藻、對仗、聲律等形式的創作傾向。詩作大都感情虛假，內容單薄，只搬弄幾個陳腐典故，直至宋真宗下詔，申斥其為「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提倡名教為本的復古風氣(游國恩，2002，22)，才再次推動文學改革。

然而，對於文學改革的方向，宋代士人並沒一致公式。歐陽修、蘇軾等提倡復古主義，推動詩文革新運動，認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強調了文學內容的社會效能；與之相對的，是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卻提出與前代及當代完全迴異的新文學理論，其對文學內容及形式的主張對後世甚具影響。下文筆者試以黃庭堅詩闡述江西詩派的文學主張。


二、黃庭堅的文學理論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到蘇軾達到高潮，亦於此時趨向分流。黃庭堅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師承蘇軾。黃庭堅對浮華成風的西昆體極為不滿，贊成向古人學習，提倡復古。黃認為「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陶東風，2005)。故必需參考前人，從已有知識加以建構，並進一步提出「奪胎換骨」的文學理論。然而其復古的焦點與文學主張卻與前輩有所不同。對文學的獨創性與價值觀也有獨特主張。

(1) 文學創作意象的來源與運用 – 奪胎法

文學，是以語言為物質形態，從而使自己呈現為一種可以感知的現象(董學文，張永剛，2001)。古今所有創作者均需通過語言來建立「文學形象」來表達作者內心之「意」。所謂文學形象，是指作家以語言為物質媒介，依據自己的體驗和理解，對生活現象加以藝術概括，創造出來的具有情感因素和審美感染力的生活圖畫和具體情景…形象是感性外觀和理性內涵的統一體(董學文，張永剛，2001)。。意象作為表意之象，更是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文心雕龍．神思》亦有云:「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王昌齡《詩格》曰:「搜求於象，入於心境」可見意象是文人宣內以象外，聯結內心與外界的重要媒介(陶東風，2005)。意象的來源，以至能否運用得宜，對文學作品好壞有決定性的影響。

黃庭堅講求學習古人，熟讀古書為其文學創作泉源。對於詩詞創作的意象來源，他提出了「奪胎法」，即師前人之意，窺入體語原詩的意義而重新加以形容，從而好像意從己出(陶東風，2005)。例如北周詩人王褒《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中以「離離若緣波之竹」形容鬍鬚，黃庭堅《次韻劉景文登鄭王台見思》則以「王侯鬚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以空谷的清風對它作另類的動態描寫；又例如歷代詩人都根據李延年的樂府《佳人歌》(陳友冰，1999)，以「傾國」、「傾城」來形容美色，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則以「公詩為美色，未嫁已傾城」為「傾城」二字賦與新的含意。

(2) 文學創作的形式 – 換骨法

創作形式上，黃庭堅亦提倡向前人學習，並提出不易其意而造其語的「換骨法」，即師前人之辭，把前人的陳言納入自己詩中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以全新的語辭提煉更精彩的語境(陶東風，2005)。如李白有詩”鳥飛不盡暮天碧”、”青天盡處沒孤鴻”等句，黃庭堅認為氣骨偏弱，便取其詩意及詩境自仍《登達觀台》

瘦藤掛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

詩中以類似的詞“鳥飛”、”暮天”、“青天”等，又把李白詩中靜態的“青天”、“暮天”換為動態的“青天回”描繪百鳥飛盡後青天返回之境。從李白詩的基礎上作進一步建構發展，營造更開闊的意境與氣勢。

(3) 文學獨創性的重要

對於師前人之辭、師前人之意的「奪胎換骨」式理論，後人褒貶不一。金人曾批評黃為「剽竊之黠者」，清人馮班說這是一大謬論，只會鼓勵詩人「向古人集中作賊」(陶東風，2005)。然而黃庭堅並不是一般的摹擬剽竊者，反而極力堅持文學獨創性的重要。

文意方面，從黃的詩句: 「文章最忌隨人後」(見《贈謝敞王博喻》)、「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見《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可見，黃庭堅力求創新而避免活剝生吞。選材時少於前人詩作，而是於佛經、語錄、小說等雜書處尋找冷僻典故，以引入更多元化的文學意象，並力求變化出奇，賦予其更豐富的意義，達到點鐵成金的效果(游國恩，2002)。

詞藻方面，為了與西昆詩人立異，有意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黃甚至認為「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題意可詩後》」(劉逸生，1980)，不惜拋棄傳統上講究聲律諧協與詞彩鮮明的藝術手法，可見其對文章獨創性的重視與執著。

(4) 文學的功能價值觀

黃庭堅雖師承重文學社會功能的蘇軾，然而他對文學的存在價值與前代並不相同。《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載黃庭堅雲：「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於庭，怨憤詬於道，怒鄰座之為也。」可見，黃認為詩歌的存在價值是如何以藝術技巧有效反映人的性情而已，不應涉及政治、社會層面，成為朝堂上對政敵攻奸的政治工具(游國恩，2002)。

故此，黃的詩作主要圍繞寫詩人日常生活中的內心情感體驗，僅從自身興趣寫詩，或吟玩性情，或自我娛悅，又或概歎自身入仕不遇等以自我為中心的題材為主。雖然有部份以低下階層之題材的憫農詩，但如與唐詩相比，其詩總體而言仍是傾向於回避深層的社會矛盾，怯於論政言志，內斂的心態甚為分明。如其詩《上大蒙籠》:

...向來陸梁嫚官府，試呼使前問最其故。

衣冠漢儀民父子，吏曹擾之至如此。

窮鄉有米無食鹽，今日有田無米食。

但願官清不愛錢，長養兒孫聽驅使。(《上大蒙籠》節錄)

從詩中可見，作者只不民眾的痛苦簡單歸咎於個別官吏，並沒有從整個國家、整個制度環境去探討問題所在，最後兩句更突出百姓對貪官的無何奈何，其題材內容較前代明顯內斂而消極。然而不只是黃庭堅，亦是其他不少北宋詩人的局限。其主因與宋代長期受強鄰威脅，國力積弱不振有關。


三、黃庭堅文學理論的局限

綜合宋初的文學變革，不論是歐陽修、還是黃庭堅「奪胎換骨」的主張，均與現代文學理論中的陌生化(Defamiliar)有所相通。文學理論家Shklovsky提出「陌生化」的主張，即把事物奇特化的手法, 是使形式變得模糊, 增加讀者感覺的困難。從而把「意」用某種相對傳統而言「陌生」的語言形式表達出來，以達至不同的效果。唐末宋初的文學變革希望擺脫過去一千年文學於政治和道德上的沉重包袱，然而他們於陌生化過程中所選取的側重點與文學價值的理解卻有所不同(游國恩，2002，24-25，55-57，69-73):

(圖像請參與PDF)

黃庭堅文學理論的原意是以「點鐵成金」，於文意及文辭的創新為目的，所謂「奪胎換骨」只是達致創新的手段，然而其後繼承黃庭堅理論的江西詩派，實行起來卻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1) 形式主義

雖然變古創新的方向性很明確，但由於他對於變古創新的方法，多語焉不詳，沒有充分的展示與具體的說明，多半呈現出含糊的面目，導致了理解上的諸多分歧 《黃庭堅的詩歌創作論》只模糊地說:「學問高勝，要從詩詞中來」(游國恩，2002)，然而對於繼承此文學理論的云云江西派詩人，並不是每位的學問都如黃庭堅般淵博，加上北宋頻繁劇烈的黨爭文禍迫使詩人避禍全身，增加了文壇創作的保守性與封閉性(王曉，2006)。

不少詩人忽視「推陳出新」的原意，「奪胎換骨」由手段變成目的，結果後期的江西詩派只著重表面形式及詞藻中追求用僻典、煉生詞、押險韻、制拗句，或在古人文意中來回打轉，至於專事模擬和墮落到"化神奇為腐臭"的境地(陶東風，2002)。

(2) 過度陌生化

由於黃庭堅以才學為詩，其創作的意象傾於「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甚至以誇張地過度歸納(劉琳，2001，頁478)︰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如此把過去所有著名詩人的成功因素單一歸納為用典，造成日後江西詩派過度注重句法、用典等藝術技巧，而不去考慮觀者需要及程度，故其詩派較難普及大眾。

(3) 輕視社會功能的文學價值取向

江西詩派多重藝術形式而輕政治及社會作用，欠缺於現實的深層聯繫，創作便易於走上脫離現實，片面追求藝術技巧的道路。然而江西詩派存在的宋朝長期積弱，長期受外族所侵擾，偏重藝術形式的創作，不配合抗金大勢，最後亦被陸遊為主的愛國文學所取代。

總結而言，不少對黃廷堅的批評是不全面的。黃廷堅奪胎換骨的主張，只是文學創作的手段，「以俗為新，以故為雅」、從前人語句中推陳出身，「化腐朽為神奇」才是他的創作目的。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法正是黃庭堅熟讀古人詩中中參悟並歸納的創作法則。至於手段與目的間如何連接，只能靠創作者自行「悟法」。他所提倡創作者應熟讀前人古籍，並不是要拘守法則，而是要超越法則，悟法於心，運法於神，是從有法到無法的悟入過程(陶東風，2002)。


四、總結

文學理論，是根據實際的文學作品與創作經驗，從認識過程中產生概念，加之判斷和推理後周密地歸納出來而文學規律與法則(董學文，張永剛，2001)。然而世上有否永恆不變的創作規律? 古今中西文壇上多次爭論，對此仍沒有一致共識。有人強調文學的連貫性，認為文學的創作規律與形式被保存於古代經典作品中，因此學習古人作品及創作方式，以其法式服務於現實社會需要，才是文學的本身規律；有人認為文學應隨時代與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每個時代也有獨具特色的文學和詩學，故此應勇於向古人法則挑戰。

文學價值的平衡又應如何維持? 完全服務於政治? 還是回歸本性，只向自身的情感負責? 文學的微妙平衡一旦被打破，不是像西昆派詩作脫離現實，便會像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戲般，完全被政治所抑制。

黃廷堅既在效法前人之餘推陳出新，把兩個思考方向統一；又在回歸政治本身的詩文革新運動中建立起自己獨特的文學價值觀。可見其文學理論及創作，正好對以上重要問題，為後世文學創作者提供了一傳統以外的思考路向。


五、參考書目

王曉（2006）︰《文學的個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友冰著（1999）︰《漢魏六朝樂府賞析》。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楊慶存著（2002）︰《黃庭堅與宋代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董學文，張永剛著（2001）︰《文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琳等編（2001）︰《黃庭堅全集．第一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劉琳等編（2001）︰《黃庭堅全集．第三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劉逸生編，陳永正選注（1980）︰《黃庭堅詩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錢志熙著（2003）︰《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Shklovsky, V.著，蔡鴻濱譯（1989）︰〈藝術作為手法〉《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陶東風編（2005）︰《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游國恩編（2002）︰《中國文學史（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為ＤＳＥ畢業生提供多元出路 - 《信報財經新聞》

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DSE）上周五（20 日） 放榜，大學學位卻僧多粥少，令不少考生面臨龐大壓力。為此，多年來教育局力推廣副學士、高級文憑、新毅進等高等職業教育為主的培訓課程，視之為大學以外的升學出路。然而，香港職業教育推行多年，部分理工科資源甚至超越一般的文科學位，大多數學生卻依然冀求一席大學學位，視職業教育課程為迫不得已的次選。實際上，職業教育與主流大學教育有何差異？以職業教育作新高中出路，緩解學生的升學期望又是否可行？

職業教育受歧視

對學生而言，職業教育不一定是多元學習的機會，反而是被放逐出主流教育的標籤。歷史社會學的觀點認為，歷史上職業教育針對的多是文盲、半文盲等文化水平較低者，如退役軍人、轉職農民，以至罪犯等，課程與全人改造，以至個人懺悔相關聯。手工勞動雖能為畢業生帶來溫飽，卻難以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助其融入中產主導的文化圈，故此各國多年來在職業教育上投放大量資源，效果卻事倍功半。

對學者而言，職業教育與主流教育負有截然不同社會功能。教育社會學的觀點認為，教育除了提升個人社經地位外，更負有營造國民身份、緩和隨經濟增長而來的貧富懸殊問題、防止宗教或道德價值崩解等社會功能；職業教育則以實用和功利為本，不會力培養道德或社會責任，無助於建立穩定公民社會的教育理想，是以不少傳統教育領導者對職業教育存有敵意，視之為破壞教育社會化功能的異類。


僱主對職教畢業生有保留

對僱主而言，職業教育畢業生亦不及大學生受歡迎。更有研究顯示，僱主對職業教育的畢業生有所保留，寧願把面試或聘用機會留給大學生。社會學家Randall Collins 認為，這源自學歷與工作態度的關聯；由於面試過程難以測試實際工作表現，故此僱主招聘時較重申請者的動機、經驗和工作態度多於能力。應徵者的分數與學歷所代表的，並非工作能力的高低，而是僱員品質和工作行為，因為高學歷的應徵者往往被解讀成努力順從、有耐力和能夠獨立面對挑戰；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卻缺乏這些僱主所期待的僱員質素，是以副學位在職場上少有優勢，收入與升遷機會甚至比高中畢業生更低。


只販賣階級上流希望

誠然，擴展高等教育是各國提升人口質素、增加競爭力的不二法門，但從上述觀點可見，職業教育的發展，必須附以充足而多元化的工作職位，以及沒有文憑崇拜的社會氛圍，才能釋除學生、僱主，以及教育界的種種疑慮。香港繼承了英國階級社會的文化傳統，精英主義在產業單一化與貧富懸殊下愈發明顯，可是香港高等教育卻仿效沒有階級分野的美國模式，以各種自資學位和職業教育課程，販賣階級上流的希望，最終令學生成為教育市場化下的「盈利點心」。筆者認為，除非新一屆政府能真正落實發展多元產業的目標，為非主流的高等教育提供更多出路，否則高等教育擴展不但不能提升競爭力，更會成為未來社會動盪的根源。

梁亦華(2012.7.23)︰為ＤＳＥ畢業生提供多元出路，《信報財經新聞》，A18，時事評論。

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 - 《經濟日報》

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

每年6月，是眾多父母為即將入讀小學的孩子憂心的日子。對中產及基層父母而言，優質教育被視為階級上流的重要關鍵。名校直資化的憂慮，令學生於幼稚園，以致學前階段已展開激烈競爭。有人認為這放棄了香港數十年來對教育均等的堅持，有人卻認為獎助學金已解決學生貧富懸殊的憂慮。到底獎助學金能否解決教育機會不均的問題？直資學校與優質學位又是否對等？

以吸家長為本 外行凌駕內行

直資學校源於1988年的直接資助計劃（Direct Subsidy Scheme），計劃中的按額撥款模式被視為增加家長選擇、改善學校質素與提供多元化教育的靈丹妙藥。誠然，十年以來教育模式隨直資計劃百花齊放，國際文憑課程、高中職業導向課程、內地大學先修課程等，不一而足，然而不少直資學校學費驚人，部分更高達每年5萬元以上。高昂的學費加上收生的絕對主導權，讓學校能堂而皇之「擇富而教」。如此孩子的選擇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此外，直資計劃以競爭而非校際合作來提升教育質素，競爭勝負的量度標準是家長選校意願，從而讓未受專業訓練的家長成為主導校政的指揮棒，教師們被迫從「授課員」成為「售貨員」。為了生存，不少教師只能放棄教育專業的理想與堅持，改以「顧客」喜好為優先考慮，又或為吸引更多「客源」，被迫把精力投放於增進校譽的宣傳公關、豪華遊學團或奪取獎項等非教學事務之上。這種外行凌駕內行、鼓勵不務正業的市場導向，又怎能提升教學質素呢？

再者，為求向社會交出亮麗的成績單，學校又會否把成績略遜的學生摒諸門外，以騰出學額收取優材生？過去便曾有某中學以申請「未具備條件」為由，拒絕小學部廿多名學生升讀中一，不少家長便曾如此質疑學校通過行政手段擇優，以致擇富而教，校內學生對助學金自然零需求。根據教育市場下的彈性資源調撥原則，無人申請的獎助學金自能申請挪作他用。


倡津校轉型前 政府應「想一想」

面對直資貴族化的指摘，教育局總舉出一些免學費的直資學校為例，指出「不是所有直資都是貴族直資」，故直資計劃不存在教育不均等問題。可是「所有直資學校是名校」，與「大部分名校都直資化」是兩個不同概念，教育局着力否定前者，家長的憂慮卻是後者，雙方風馬牛地對峙多年，均等成疑的直資計劃則繼續高速發展。

現時直資學校數目約佔學校總數的一成多，故問題尚未廣受關注，但隨着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變直資，直資叩門潮將日趨增加，以上問題亦會愈發明顯。總括而言，直資的出現為基礎教育帶來了多元化發展，卻犧牲了教育均等這數十年來賴以維持社會和諧的關鍵。政府在積極鼓勵更多名校轉型之前，是否應先正視以上種種問題？

梁亦華(2012.6.9)︰直資「擇富而教」 孩子選擇更少，《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f0053dd-6018-4ace-a060-b654f7a0f852-766463

基準試與教師專業性 - 《星島日報》

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是在學師訓學生及社會人士投身語文教育的必經門檻。日前考評局公布教師基準試成績，英語聽講讀寫等科及格率連創新低，成為不少人質疑教師語文能力的有力依據。筆者每年看見類似報道均不禁納罕，一門專業考試的及格率偏低，為甚麼會成為一個需要社會關注的「問題」，甚或成為質疑從業者專業性的議論依據？

對任何專業而言，專業資格考試是分隔從業者與外行人的主要篩選門檻。觀乎另一專業──醫學界的「香港醫務委員會執業資格試」，其「專業知識考試」及「臨牀考試」兩卷考生及格率均低至三成，在某些年份更不足一成考生及格，當中更不乏來自英美等先進國家的執業醫生。極低的及格率正正反映的是醫學界入職評核的嚴謹程度，以及醫生牌照的專業性，但這極低的及格率在公眾的心目中，卻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問題」。

回顧獅子山下年代，猶記得當時全港只有兩所大學，僧多粥少之下，大學入學試的及格率一直徘徊於百分之三左右，然而筆者卻未有聽聞有人認為該年代畢業生的學術水平低於現今港孩一代。當年即使未能跨進大學門檻的中學畢業生，依然不乏才俊，造就香港數十年來享譽全球的經濟成就。

相對而言，自教師基準試成立以來，社會對基準試結果報道多聚焦於考生的不及格率，而非及格率；亦喜引用數據與考卷例子，數算歷屆考生表現又如何未如人意。那麼筆者不禁要問：難道教師基準試的及格率達百分百，教師的專業性才會受到肯定？如此邏輯，恍如相關部門以校園驗毒零發現，當作驗毒計畫的成效大事宣傳般一樣反智。

梁亦華(2012.6.11)︰基準試與教師專業性 ，《星島日報》，F04，教育評論。



教材用者自付 政府家長有責 - 《經濟日報》

近日，各大教科書出版社與教育局就課本訂價問題各不相讓，其核心爭議在於誰付擔分拆出來的教師用書成本。教育局表明不願為教科書「包底」，同時指出教師只需要附有答案的「清水版」，而不須附以其他各類教案、活動與網上配套的豪華版教師用書。事實上只附答案的教師用書能否滿足教學需要？教科書的費用又該如何「用者自付」？


教師工作多 配套助提升質素

正如教統會2000年啟動教改的口號︰「世界變了，教育制度非變不可！」十多年來，學校課堂重心盡往學生轉移，既要探究，又要建構，各類活動與資訊科技要求全面滲入課堂評鑑之中，故有人調侃道︰「連愛恩斯坦也無力出版達標的物理教科書」。可是教師每周課時之多早已眾所周知，工作量在「量豬多於養豬」的全方位評鑑，以及無止境的校本評核中有增無減。為避免殺校，部分教師更要擔任宣傳推廣等不務正業的工作，原先用於備課與教學設計的空間與創意都被扼殺殆盡，故只能求助於教師用書的設計。為回應前綫需要，教師用書自然加入各種符合評鑑要求的教學資源配套。可見，資源配套的需求並非來自教師、家長或學生本身，而是教育局的課程指引與評鑑焦點的改變。

誠然，課程與評鑑改革有其必要性，可是社會不能期望「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教學資源配套讓課堂活動更靈活，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提升教學質素的代價，便落在家長身上。有不少人質疑，既然教師用書直接發予教師，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為甚麼成本不是由教師自己負責？要回答這問題，自然要先要了解誰是「用家」。


教局定位模糊 屢卸責毁互信

環顧其他專業，如醫生使用的X光機、核磁共振儀、抑或直接發給消防員的滅火裝備等，均非從業員自行購買的。究其原因，在於他們是以僱員身份，而非自僱形式向大眾提供社會服務，如公共醫療、社會福利等，成本由代表服務對象的政府所承擔。教育是政府向大眾承諾的社會服務，教材作為服務成本之一，自然由「用家」，即學生家長，或代管公共稅款的政府支付。

不知道教育局的「包底」概念是否適用於醫療或消防設備供應商，但從教科書爭議可見，教育局多年來對自身的定位、應有承擔，以至教育的社會功能模糊不清，卻能有效地把民怨引往書商。去年政府把問題歸咎於酒店豪華展銷和學校要求的強迫性贊助，今年歸咎於教材捆綁式銷售，來年則把寄望放在開發成本更為昂貴，更不容二手市場的電子課本之上，這些不但是一廂情願的緣木求魚，更自毀了各持份者的互信基礎，無疑為下任教育局長埋下一大地雷，與其說是解決問題，倒不如說是製造問題。




梁亦華(2012.5.18)︰教材用者自付 政府家長有責，《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46b67198-927b-4597-bc8e-0669ac4f7695-916891

從滙豐裁員看企業改革潮流 -《信報財經新聞》

從匯豐裁員看企業改革潮流


近日，匯豐銀行在七百億盈餘的鉅額盈利下，宣佈將於未來三年裁減三千個職位，引起各界關注。連年虧蝕的企業要精簡人手，削減開支固然無可厚非，可是為甚麼盈利豐裕，佔龍頭地位的企業亦要重整業務，裁員不斷？究其原因，在於社會上對「改革」的盲目崇拜。

在市場人士眼中，改革(reform)、改組(reconstruction)跟「新」、「優化」等詞彙一脈相承，帶有褒揚之義。熟悉金融行情者不難發現，即將進行重組的公司往往被市場看好，股價總是大幅上揚。在金融危機，大部份弱勢企業因外來環境改變，被迫紛紛重整業務。部份大企業即使本身未有危機，亦會設法精簡人手，以向市場證明自身有變革的能力，有緊貼市場潮流的觸覺。不管危機是現在還是未來，是外來還是內部，改革總被視為利好因素而盲目推行。

企業股價快速上揚後，眾多股評人自會找尋各種理由使之合理化。可是這種與過去沒有銜接點的盲目改革，往往令公司得不償失。著名經濟學者Clemons, E. K.曾指出，精簡人手長遠對企業未必是好事。在改革的過程中，原本幾經波折上了軌道的商業計劃，連同背後付出無比努力的員工均被無情丟棄；大清洗以後，員工不會為倖存而欣喜，只會著眼於自己成為下回裁員的受害者，士氣與工作動機大幅。企業在痛苦的磨合期中明確欠缺方向，各部門領導往往是分頭，甚至往互相衝突的方向前進。結果精簡人手後的企業能轉虧為盈者少於三份之一，能提高生產力者更少於四份之一。

對員工而言，過往十年的盲目裁員與彈性合約把過往「獅子山下」年代的美德──對公司的信賴與忠誠感磨滅殆盡。面對危機隨時降臨，極端不穩定的廿一世紀職場，年輕員工會發現上一代良好的品格表現和職業生涯規劃再無直接關係。犧牲小我，向企業效忠等對個人發展更是百害而無一利，漸漸地，新一代便培養出態度超然，表面上合作，實際各行其是的組織文化。近年僱主總是指責八十後員工短視、自我、欠責任感和重視門面包裝，其實都只是他們的求生本能而已。

在短期合約盛行的香港，當每位員工的價值都被量化成一堆堆數字，一組組用完即棄的人力「資源」時，到底我們該怎樣告訴我們的下一代，只要有毅力和堅忍，有良好的道德品格，默默耕耘便能迎來出頭天？這對高官、對工商界、對教育工作者、以至對為人父母者每個人而言，也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

梁亦華(2011.9.15)︰從滙豐裁員看企業改革潮流，《信報財經新聞》，B15。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信報財經新聞》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踏入2012年，各大銀行再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令不少人對新一年的一絲美好憧憬都蒙上失業陰霾。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均實行量化寬鬆，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為何經濟仍未如歷次經濟危機般好轉？朝不保夕的職場又會如何影響新一代員工？

量化寬鬆政策源於經濟學家凱恩斯，旨在透過政府刻意干預，增加貨幣供應及基建來產生更多投資及就業機會，避免消費者在經濟不穩定下抑壓消費意慾，過度儲蓄的惡性循環。然而，增加貨幣與利率下降不一定令人減少儲蓄或刺激投資，相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職場，廿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盛行，各企業全力去中央化，業務紛紛競價外判，職場上合約工、外判工盛行，新一代所失去的職業穩定性，遠非所能增加貨幣或基建所能補償。

企業大規模裁員除了影響消費意慾外，亦影響了一整代的職場心理。在企業全球化的結構下，員工過去工作表現不再提供任何保證，其續約與否更視乎遠在千里之外總公司某個量化審計指標。美國經濟學者Peter Bernstein指出，毫無意義的成功，不能得到回報的努力與欠缺客觀標準的短期合約，將令裁員潮下倖存的員工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在工作或個人發展上放棄長遠計劃，反而像兔子緊盯狐狸利爪般，把注意力無用地集中於辦公室瑣事，如老闆怎樣打招呼、公司聚餐的拍照排位等小道消息，以協調對現狀不安的無力感。

新一代員工在企業彈性聘用政策下亦會發現，廿一世紀職場能生存下來的，不再是埋首不語，默默耕耘的香港精神，而是擁有嫻雅口語能力、高超遊說技巧等可隨身攜帶(portable)的社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彈性聘用下新職位的磨合期比獅子山下時代大為縮短，各員工須於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快速研判新情勢與各類人物，以深層演技與超然態度來維持表面和諧的團隊合作，更要趕在下一輪失業潮來臨前轉職，即使對另一新職位與企業文化一無所知。

誠然，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職位能容讓企業自由調整營運開支，然而企業所裁掉的不只是任由宰割的合約工，更裁掉了政府近年重新積極提倡的香港精神。那麼，昔日香港精神從何時起被合約化浪潮所取代呢？正是十年前政府以合約公務員全面替代常額編制，繼而把海底隧道、領匯及其他業務分拆外判之時。



梁亦華(2012.1.28)︰何時裁掉香港精神，《信報財經新聞》，A13。





梁亦華(2012.1.28)︰何時裁掉香港精神，《信報財經新聞》，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