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信報財經新聞》

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

每年秋天，是各幼稚園學童報讀小一的日子。懵懂之齡的孩子即將面臨人生第一重關卡，自然沒甚感覺，背後家長卻緊張不已。然而，不同家長對於「理想學校」的解讀及期望，往往有不同看法。到底為什麼家長有如此不同的教養取向？這當中是否存在優劣？

有家長重視獨立、自主與創意，期待學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孩子探索世界；有家長重視紀律，着重「乖」、「聽教聽話」、「勤力專注」等傳統美德。

高低社經地位取向

學者Early & Eccles的研究便發現，高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家長，傾向第一種取向，低SES者， 則傾向第二種，Early & Eccles認為這與家長保護心態有關，因弱勢家庭往往生活於品流複雜、治安較遜的區域，周遭危險較大，家庭亦更難承受失敗或風險。為此，家長更重視權威式控制、紀律及絕對服從，傾向壓抑孩子的自主性，以保護孩子免受傷害。此論以「風險管理」解釋弱勢家庭的教養取向，但卻未能解釋高SES家庭的取向如何形成。

「階級複製」傾向

學者Kohn則從「階級複製」角度剖析，指出不同階級的人均有「階級複製」的傾向，他們會分析自己的過去，並歸納出成功的「因素」或「人格特徵」。在現代社會中，中產或以上的職業，如醫生、律師等，均重視獨立自主的專業判斷，又或管理預期以外狀況的臨場解難能力；相對而言，基層職業重視服從與規章，獨立自主反而是離群的表現，好辯論、尋根究柢等更是妨害團隊工作效率的不良特徵，「沉默是金」才是良好美德。在階級複製傾向下，家長的潛意識會把孩子塑造成自己，亦令到他們會重視不同類型的人格特徵。

新興「快樂取向」

上述取向在不同的環境下各有優劣，實在難言高下，事實上不同社會崗位，確實需要不同類型的人才。可是筆者最關注的，卻是近年新興的第三種「快樂取向」，即單純期望孩子愉快學習，以沒壓力、開心快樂，甚至方便接送為選校目標。這美其名是「無為而治」，實際上卻是放任不管。當然，有人會反駁「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末立見」，只要是人才，他哪裏都能找尋自己的路，邁向成功；但韓愈卻有文感嘆︰「千里馬常有，而百樂不常有」，如教不得其法，只讓千里馬蠻幹累活，最終牠只能「駢死於槽櫪之間」。

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世上不可能有套one-size-fit-all的教養方針，但我們需要謹記的是，千萬不要為自己懶於思考找尋藉口。因為引領孩子成長，是每對父母的使命，大家都是從零出發，在生活中一點一滴學習，計劃最適合自己孩子的路。

梁亦華(2017.10.21)︰社經地位與教養取向，《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 《信報財經新聞》

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

早前，香港大學接連發生性欺凌的醜聞。3月下旬，港大一名退選幹事遭同學按住，強行向其下體滴蠟。事發不久，李國賢堂亦傳出短片，另一男生遭按在床上，被同學以下體拍打頭部。欺凌事件震驚全港，校方隨即表示事件已交由「副校長領導的小組跟進調查」，並報警處理，聖約翰學院舍監亦發表聲明，指「不接受任何形式欺凌，學院對此持毫不含糊立場」……

表面看來，校方看似嚴肅處理事件，但事實上跟進結果是如何呢？據報道，校方對23名涉事者的裁決結果僅是「3人被取消宿位，19人被暫停入住宿舍，一人被書面警告」。在繼後訪問中，校長不痛不癢地回應：「（校方）希望從組織上的變革，避免不當行為發生……（校方）無意令學生停止他們已進行多年、覺得有意思的活動。」副校長則指即將9月推出非強制性網上預防性騷擾課程，而所謂課程則只是看短片，填寫回饋問卷，以作回應，而傳媒跟進亦到此而止，可是對教育工作者而言，這事件不禁令人反思：為何如此令人髮指的性欺凌，會出現在雲集全港頂尖精英的最高學府？新生營即將於暑假開始，社會和學校的回應與跟進，又能否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法不施於尊者？

一直以來，每所學校多少也存在着青少年的欺凌行為，這些欺凌行為的原因很多。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們在潛意識中存在內心不安，性與暴力則是人們平衡心理衝突的重要媒介。對此，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已詳細詳述，在此不贅；社會學的觀點則認為，如此強制而不人道的性欺凌，只是洗腦儀式，而這往往涉及摧毀對方自尊心及其他防衞機制，旨在更好地嵌入舍堂文化。學者侃侃而談，都有道理，不過兩類觀點都有一共通點：性欺凌者是情有可原的。前者視性暴力為一種恢復心理正常的正當手段，加害者往往被嚴密家庭和學校監控，過度抑壓，無法處理內心充滿衝突「受害者」；後者則視他們為宿生身份建構的過程，加害者往往被描繪成過於盡責，「過火」而不自知的無辜搞手。

筆者並非心理學專家，對學者的理論亦無意否定，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只想起特首年前的一句說話：「守法與犯法之間沒有灰色地帶」。如果被按在床上的受害人是女性，學校會否同樣以玩得「過火」輕輕帶過？如果這是一群無業青年當街鬧事，而非港大學生，社會又將如何報道？可見，社會大眾的處理方式並非視乎行為的本身，而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而定。一言蔽之，便是「刑不上大夫，法不施於尊者」，以及「男性不可能受到性欺凌」的偏執情結。

大學託兒所化

這是因為學生對性欺凌認知不足嗎？性教育課程能預防性欺凌問題嗎？在大學中，直接的暴力攻擊並不多見，更多出現的是社交排擠，又或取花名、嘲笑樣貌身材等為主的言語欺凌。近年關於青少年欺凌的心理研究指出，這並非因為欺凌者有一絲善心，而是因為施暴者會估計社會容忍的底線，預期師長通常低估這些行為的破壞性，一般不會作出干預而作的理性選擇。從這觀點看，本次犯事學生並非無知，相反，他對事後社會反應的預計其實相當準確。

再者，教授性教育是否大學的職責？哈佛大學前校長Harry Lewis在其著作《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便指出，「愛」與「關懷」已佔據大學的價值觀中，而規範(Regulation)以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則往往被擠到一旁，這直接令大學「託兒所化」，一些本應由家長進行的德育輔導（如性教育），逐漸成為大學的職責，而學生（包括加害者）均被視為「無力控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如此職能和觀念，這實在是有違大學之道。

正如作家Eldridge Cleaver所言：「如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便是問題的一部分」（You're either part of the solution or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各方的「冷處理」，到底是解決問題，還是製造與縱容問題？如果被按在床上的是閣下兒女，你還會覺得這23名犯事者只是「過火」而不自知，又或抱着憐憫之心，認同他們是無力處理內心衝突的「受害者」？

筆者認為，真正的教育並非對着一眾精英講解「何謂性騷擾行為及如何處理之認知」，而是幫助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思想。對加害者而言，比起吸取知識，也許他們更需要被教導如何當一個勇於承擔責任的成年人。



梁亦華(2017.06.24)︰〈失去靈魂的舍堂文化〉，《信報財經新聞》，優質教育，C04。

教育新資源與教育市場化 《信報》

教育新資源與教育市場化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作為教育工作者，筆者自然關注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策。回顧她在3月初發表的政綱，提出「教育新資源」的口號，把焦點放於增加教育資源，提出增加5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以用於訂立幼師薪級表、讓合約教師轉成常額教席等。相對起以往歷屆特首，如曾蔭權力倡的幼教學券制（2007年）、12年免費教育與小班教學（2008年），以及梁振英的15年免費教育（2012年）等只重學生的政策，林鄭月娥政綱以改善教師工作環境為主，無疑顯示了她對教師團隊的尊重。 可以預計的是，派糖派錢的保守措施，比追求嶄新發展，把人們推出舒適區（Comfort zone）的教育政策更受認同，阻力亦更少，可是近年社會上卻少有人提起，當初這些「問題」究竟從何而來：幼師為何被取消薪級表？為何會出現合約教師？事實上，兩大聘任問題的源頭，皆源於政府的教育市場化理念。 2006年，小學剛經歷了嚴峻的殺校潮，教育局為方便彈性安排人手（或曰隨時削減人手），容許學校以合約方式聘請新教師，並推出不同類型一筆過撥款，予學校聘請各類非恒常教席；2007年，政府藉推行學券計劃，取消沿用多年的「建議的幼稚園教學人員標準薪級表」，讓幼稚園直資化，幼師薪酬從此被喻為「海鮮價」。此兩項措施，反映着政府一改回歸前的管理焦點，從以往每分錢也牢牢控制的監察投入（Monitor input）改為更具彈性的監察產出（Monitor output），以各種績效指標與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來分配資源，提升教學質素，而這亦是九十年代起政府公營部門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的延伸理念。 優點顯而易見 市場化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在市場壓力與競爭洗禮下，教師必須回應市場需要，更關注家長所思所想，為此，近年家校溝通、社區推廣等已相繼成為各校重點工作；為保持個人競爭力，合約教師（尤其是新入職者）必須自費進修，從碩士、語文基準、到各類音體美證書等，均成為個人職場增值的比併指標。幾年之間，教師學歷在幾乎不費政府分毫的狀況下迅速提升。可以說，市場化政策在解決家校缺乏溝通、教師發展動力不足、辦學成效低下等問題上，得到空前成功。可是，這亦同時帶來一些今天耳熟能詳的新問題。 對學校而言，學校成績是績效表現的最重要指標，而TSA成績便是其一。儘管教育局多次強調TSA只作協助學校改善學與教之用，但經歷多次殺校潮後幸存下來的學校，又能否輕易相信此說法？ 為了爭取最佳績效指標，一眾學校不得不把競爭壓力轉嫁至學生身上，盲目操練者有之、犧牲寒暑假補課者有之、勸退成績稍遜者告假避考有之……事實上，我們能否只向學校以績效問責，卻同時要求學校不要催谷孩子呢？此兩難正是TSA操練禁之不絕，學生壓力有增無減的原因之一。 專業角色走樣 對教師而言，社會過度重視市場需要，助長消費者至上（Consumerism）文化，已漸漸令教師與家長間的權力失衡。教師從以往專業角色，淪為教育服務提供者，部分家長則以問責姿態參與、質問、乃至干涉教師決定，並催生出「怪獸家長」的新概念。儘管這只是個別例子，但熟悉香港教育者均知道，香港教師在「市場」面前，早已無甚權威可言。 教者，上施下效也；育者，養子使作善也，教師權威的崩壞，影響的不只是學與教，而是整體社會失範（Anomie），令傳統價值、社會規範與價值觀遭到削弱、破壞乃至瓦解，這個責任是需要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畢竟教師救不了，便歸家長負責；若家長也教不了，便歸警察和懲教署管了。 面對現時兩大教育問題，新特首能否透過增撥教學資源予以解決？這些問題到底源於教育資源多寡？還是教育資源的分配？這也許需要更慎重的討論。儘管如此，筆者十分認同穩定教師團隊的重要性。畢竟教師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專業，當教師自身也朝不保夕，靈魂被市場競爭壓榨殆盡，又如何教出樂善勇敢的下一代呢？  梁亦華(2017.05.13)︰教育新資源與教育市場化，《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 - 《信報財經新聞》

近日無綫電視劇《親親我好媽》故事以「家長教師會」及「怪獸家長」為背景，獲得坊間好評，亦引起人們對家長參與校政的關注。電視劇中，家長的職能僅止於協助籌辦課後的非學術活動，又或充當免費的人力資源，但現實中的家長職能，遠不止於此……自校本管理改革及法團校董會法案通過以後，家長被賦予參與校政的權力，並被視為提升辦學質素的關鍵之一。

提升辦學質素

一、家長校董代表家長群體，在校董會中扮演着監察者的角色，以確保學校合理地運用資源；二、家長校董扮演着家校間的溝通橋樑，幫助其他家長下情上達，以便學校作出符合家長意願的決策，同時亦向其他家長解釋政策，減低執行阻力，並增加政策的認受性。毫無疑問，比起教改之前，校政的透明度提高了，學校亦更重視家長的角色。

可是在實踐中，家長參與能否為學校帶來正面影響，仍需要考慮一些條件：

一、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能力履行職責？無疑，家長對孩子的需求有充分了解，決策時也能提出另一角度讓學校考慮，但校政決策涉及行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不同範疇知識，亦需要了解不同法例。家長校董要發揮其監察職能，必須要花時間精力，先掌握不同範疇的知識、決策程序，乃至學校現行種種措施的原由。

這能力方面的挑戰，對社經地位稍遜的學校家長而言，尤其明顯。對此，有辦學團體的學校能夠提供家長校董的培訓，但資源稍遜的獨立學校，則未必有能力作如此安排。再者，家長校董任期一般為一年。當他們經歷漫長的磨合期後，往往便到了鞠躬下台，重新選舉之時。如此循環不斷的磨合，又能否讓家長校董發揮應有角色？

家長另類目的

二、參與校政的家長，有否足夠的組織承諾？法團校董會引入家長校董，除假設他們有足夠能力外，亦假設他們有足夠組織承諾。畢竟沒有家長希望把學校弄得一塌糊塗，令自己孩子成為受害者。可是這中間隱藏了一個身份衝突：家長校董代表的是全體學生利益，還是自己孩子的利益？筆者在過去關於家校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部分教師受訪者指出，部分競選校董的家長，是因為孩子的成績比較一般，故期望當選校董後能用種種手法，幫助孩子獲派較佳班別。

另外，一些受訪校長亦指出，有家長為了發展個人社交網絡，為參與區議員鋪路，故競逐校董之位。誠然，筆者的資料只代表受訪校長與教師的個人看法，但這卻顯示了，一些學校對家長校董是否有足夠的組織承諾，並無十足信心。

引用作家托爾斯泰的名句：「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家庭則各有不幸」。通過案例研究，我們不難歸納出「成功家校協作」的共同特質， 可是對於一些效能成疑的校董會，貌合神離的家校協作，由笑臉所掩藏的不信任和權力攻防，我們的理解又有多少？這仍需要學界作更詳盡討論。

梁亦華(2017.03.03)︰從《親親我好媽》說起 家長參與校政條件，《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