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與面包的選擇 -《致青春》的女性主義〉 - 《文學評論》

愛情與面包的選擇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女性主義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下簡稱《致青春》)是2013年度的影壇焦點之一，影片上映僅30天，累積票房已達七億二千萬，其受歡迎之程度不言而喻。雖有人認為它的成功是因為延續了去年《那些年》的校園青春電影的熱潮，可是電影《致青春》的題材、內容與各種暗喻均與其他校園電影頗有不同。雖然它同樣以校園生活為背景，但它以九十年代大學生活為主，並從女性視覺出發來看待二十世紀末的校園生活，屬女性主義的電影文學，卻又與一般女性主義電影頗有不同。

女性主義文學是以女性視覺為來源和動機的文學創作，亦是包括電影文學在內眾多文學創作的重要形式。以往女性主義的文學多集中於性別有關的議題，如父權壓迫、性暴力、生育權、性別歧視等議題，從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到蕭紅的《生死場》，無不以反抗社會體制為主，女性主義文學亦儼然成為二十世紀文學創作的重要部件。然而踏入廿一世紀，女性早已從被壓迫者的角色解放出來，性別亦不再是升學或就業的限制。然而，從傳統父權社會中解放出來的年輕女性，又會怎樣運用自由來建構自己的未來？《致青春》似乎在嘗試給出一些答案。

《致青春》中女主角鄭薇(楊子姍飾)及她的三位大學室友︰黎維娟(張瑤飾)、阮莞(江疏影飾)及朱小北(劉雅瑟飾)的校園故事。與一般女性主義電影相同的是，愛情是故事推展的主軸，然而經濟考慮也是每個大學生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愛情與麵包之間，四位女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亦得到頗為不同的結果

女主角鄭薇起初選擇了愛情，為了跟隨青梅竹馬的男友而入學，卻無端受拋棄，於是便一改隨遇而安的愛情觀，主動追求心儀的男生陳孝正(趙又廷飾)，然而孝正在畢業後選擇了向權力妥協，犧牲與鄭薇的愛情，換取獎學金往美國升學。鄭薇夢想破滅後，把愛情視為可有可無，乃至男女間互相利用的工具。如此把包括感情在內的東西無限工具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不少中國人的觀念。

室友阮莞是追求者眾多的校花，但她與鄭薇一樣同樣選擇愛情，追求婚後平淡生活。然而愛情至上的阮莞並不能換來幸福，第一任男友與另一女生珠胎暗結，阮莞更要借錢予後者墮胎；第二任男友在阮莞懷孕後亦不肯承擔責任，拒絕結婚。阮莞夢想破滅後並不如鄭薇般寄情工作，反而逃往婚姻這傳統堡壘，透過相親活動認識未婚夫，卻在結婚前夕趕赴前男友的約會車禍身亡。阮莞的經歷跟隨著傳統女性主義題材主軸，著重描繪女性溫柔、保守、內向的傳統一面，強調女性的在性與生育方面的無奈和犧牲。阮莞的死明確反映了作者對傳統以來，女性只著重愛情與婚姻，依靠男友/丈夫來肯定自己存在價值的觀念抱持否定態度。

室友黎維娟是四個室友中最為理性的一位，一直冷眼旁觀其他同學的故事。對於愛情，黎維娟與前兩者完全相反，在愛情與麵包之間，她堅定選擇了後者，並毅然向考不上大學的舊男友提出分手。黎最後徹底了嫁了給金錢，成為一位年長富翁的妻子，成為兩個頑劣孩子的繼母。一直以來，愛情在黎的心目中只是換取經濟利益的門票，而黎最終確實實現了一直追求的目標。可是片末的黎希望早日生下自己的孩子鞏固自己的地位，好瓜分丈夫的財產，最終被物化的不只是自己的愛情，連自己孩子也成為了爭名奪利的工具，可見作者對黎這種異化的愛情觀明顯亦不表認同。

室友朱小北與之前三位均不同，她只關注學業，既不沉溺愛情，亦不追逐金錢，拒絕在兩者間作出選擇。拒絕參與遊戲固然不會輸，但亦不會贏。表面上朱不受傷害，但同時她什麼也得不到。朱後來因被冤枉偷竊，為了公義，拒絕賠償後被趕出校園，最後卻改名劉雲，大搞「神童培養班」來騙取金錢。可見在作者的眼中，在愛情與麵包間拒絕選擇的人，更容易否定此前的回憶，迷失本性，如鄭薇片中所說，最終成為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那種人。

經濟考量過少會成為愛情發展的限制，考量過多卻會令愛情異化。到底如何在愛情與麵包間如何取得平衡，獲得幸福？作者並沒有給予明確答案。四位女生中只有鄭薇的結局較為幸福，與學有所成的孝正復合，然而這是以孝正在美國婚姻失敗為前提，絕非鄭薇的選擇或任何努力爭取而來。如此結局，只是《致青春》的作者刻意運用烏托邦視野(Utopian vision)來消除影片所引起的社會焦慮，為觀眾作出心理補償而已。此種與宿命論(Fatalism)近似的愛情觀，令女性重回被動角色，可見電影雖以女性主義為題材，但作者並無意反對社會既有的性別定型，而只是著重電影反映現實的社會功能，表達了女性在理想與現實兩難之間被迫選擇的焦慮感。

此外，《致青春》一片為女性主義追求「自由」的目標留下了頗大的反思空間。如心理學家Erich Fromm所言，自由可分為積極與消極自由兩種。擁有積極自由的個體能認清自己目標，了解自己「能自由地做些甚麼」；消極自由則只著重於「從甚麼解脫出來」。明顯地，片中的女生並未充份利用大學校園的自由，而只是從一個愛情牢籠破滅後，便設法逃入另外一個，又或把愛情，以至良知視為換取金錢利益的注碼。作者刻意沒有提供答案，倒是為觀眾留下了頗大的反思空間。
　

　
梁亦華（2013）︰〈愛情與麵包的選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女性主義〉，《文學評論》27。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從違規者到受害者 -《信報財經新聞》

日前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放榜，二十三名學生因在中文科校本評核抄襲網上資料而被取消該科成績，升讀大學無望。連日來社會眾聲喧嘩，矛頭直指校方與任教教師把關不力，亦有人指出校本評核制度存在漏洞。可是事件中的一大持份者－學生本身的責任卻似乎少有人探討。


一面倒批評學校

知識、技能與態度，向來是學校教育的三大目標。語文教育除了幫助學生裝備語文知識，提升溝通能力外，更負有促進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責任。可是今次事件發生以後，社會只嚴厲譴責涉事補習學校把關不嚴，教育局監管不足，學生們亦表示教師沒有指出剽竊問題，從沒要求學生重新呈交，扮演著無辜受害者的角色。誠然，學生已失去升讀大學機會，旁人實不應在傷口處灑鹽，可是相關學生在事件中究竟有何反思，得到了什麼教訓？


學生應負剽竊責任

眾所周知，自負營虧的私立學校從不重視德育發展，而是把全副精力集中於應試教育之上，目標只有一個－讓學生在考試中奪取最佳成績。充滿功利性的辦學目標，一直是影子教育系統最為人咎病之處。可是筆者同樣深信，所有接受過基礎教育的學生均了解何謂對錯，面對公開試評核的成年學生，更應有基本判斷，不可能無知至「抄襲當參考」的地步。考生如有疑問，盡可閱讀《考生須知》的小冊子，如不懂引注格式亦可以向老師提問。「教師沒教」根本不能構成學術剽竊的辯解理由。正如市民每年必須填寫報稅表，即使沒有人教導報稅填寫格式，我們也必須負起這公民責任。

筆者的意思並非要為誰人開脫，只想說明學校雖有責任阻止學生抄襲功課，但學生自身亦應負起學術剽竊的責任。社會對抄襲者卻無限包容，甚至把他們描述成最大的受害者，對校方及教育局作嚴厲批評，只會鼓勵學生更為依賴，遇挫折則拙於反思，諉過於人，白白錯失了一個教導孩子主動自學，尊重知識產權的黃金機會。
　
梁亦華(2013.8.9)︰從違規者到受害者，《信報財經新聞》，C04，老師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