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精神價值如何分配 - 《信報財經新聞》

學術精神價值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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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將向八大院校發出「啟動書」（start lett er），計劃把各校上繳作重新分配的學額總數大幅提升至7.5%，以便讓各校重新競逐。後來雖然略把上繳學額下調，但所採用的依舊是重競爭、重績效的商界管理傳統邏輯。然而商界營業額易於結算，各學系的學術貢獻卻難於衡量。如把相同的邏輯放在高等教育管理上，又會否帶來不能預測的副作用？


職業無分貴賤

俗語有云，職業無分貴賤，雖然每個資助學位學費均劃一為42100 元，但在學生和社會人士心目中，各學系的價值始終有高下之別。啟動書發出以後，不少院校已計劃把「市場需求殷切」的科目，如醫科、護理等劃於上繳範圍以外。

在財政壓力下，一直以來教授治校的傳統不得不讓路給「市場導向」，教育發展自然向科技、工商等強勢學科傾斜。即使教資會近日決定減低上繳學額至6%，對弱勢學系的衝擊，分別其實不大。

可能有人認為，市場主導高等教育發展，信奉「優勝劣敗」的原則有何不妥？

問題是不同學科各有其不同價值，當中何者為優，何者為劣？是畢業生的就業率？還是入息中位數？誰有資格來判斷這些學術精神的價值？事實上價值的概念可分為五類︰真（理工科）、善（教育、人文學）、美（藝術、音樂）、神（哲學、宗教）、用（商科、醫科），分別代表不同層面的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與物質價值（material value）。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五者實在缺一不可。

雖然各學科各有重要性，然而他們在市場的生存能力卻不盡相同。不少理工科研學系擅於與私人企業合作發展大量專利產品，推出各類認證服務，削資對他們的影響不算太大；一些醫療相關的學系則早已成為變相的化妝美容及減肥認證的科研中心，就是一元資助也沒有，捐款和生意依然滾滾而來。可是教育、社會科學等人文學科，多年來卻被長期忽視，日漸萎縮，更莫說其他純文科或形而上層面的歷史、宗教、哲學等弱勢學科了。


教育學生為本

教育發展長年盲目以市場需求為綱，並不一定就是「學生為本」，其結果必然導致一強或數強獨大，令各大學的學科課程千人一面。如此一來，學生的選擇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了？重工商、輕文化的潮流下，難道社會期待中的未來香港，是以「船堅炮利」為主，有硬件，沒軟件的文化沙漠？

近年來青少年濫用互聯網個案不斷增加，色情照片、人肉搜索等新聞不絕於耳，難道號稱以「明明德」為宗旨的大學之道，依然只計劃集中培養技藝超群、道德淪陷的貧乏一代？在學額分配之時，筆者衷心希望社會各界不要遺忘了這些塵封已久的價值，因為任何不智的選擇，其代價都由我們整個社會共同承擔。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論壇

梁亦華


梁亦華(2010.11.20)︰學術精神價值如何分配，《信報財經新聞》，P15。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 《信報財經新聞》

QS大學排名的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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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早前公布了全球大學排名，本港大學排名不俗，固然可喜可賀，可是筆者認為，這種唯排名至上的風氣，對高等教育發展委實弊多於利。

近來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充斥於市，從《時代》雜誌到《倫敦時報》的《高等教育增刊》，也有由中國本土發展，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每次宣布結果無不吸引各大傳媒的目光，進步者以此為功績，無不洋洋自得；退步者批評統計方式有誤，均感憤憤不平。一向以冷靜沉著、公正客觀示人的學者們，為什麼偏偏被這些數字遊戲牽動情緒呢?

多年來，各大學排名榜的公信力早被各方學者質疑，某些統計偏向學術上的量化指標，如諾貝爾獎（或數學費爾德獎）人數、論文引用率、在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系統的發表數量；某些偏向質化指標，如學生回饋、僱主及專家評價等；更有些則只是院校設施統計的硬數字，如師生比例、留學生比例、校園面積，甚至網頁規模或網絡搜尋器計量等。人言人殊的主觀數據，其可信性固然難以作準，可是所謂的客觀數據，尤其在一些學術道德稍遜的地區，其官方資料是否完全真確？實在令人懷疑。再者，以期刊發表數為評核標準，明顯有利於容易被量化的理工科研究項目，而以追蹤研究、個案研究等為主的人文或社會學科，其論文數量則難以與前者相比。故此，不少排名榜中理工科院校均佔前列，亦有不少大學認為結果有欠公允。

儘管評價指標沒有統一標準，然而，在管理主義盛行當前，各國高等教育管理部門均迫切需要量化的數字作評核及資源分配之用。相對於其他複雜數據，一目了然的「大學排名」自然是評鑑大學效能的不二之選。其實不止高等院校，自教育改革以來，各級教育均已被一個個「客觀」的數字所取代，教學與研究成為可量度的、有外在實效的、講競爭淘汰的、重效率與回報的，不管其教育哲學是什麼，各大學的績效均被概括在一張張通用而標準化的評估表格之下，從而逐漸取代多年來教授治校的辦學傳統。

對各國政府而言，大學排名並非純學術評量那般簡單，而是具有「表現綜合國力」的政治作用。不少官員把大學排名視同大學質素，個別國家更以院校排名高低來訂定校長薪酬，以至決定大學撥款的分配。對學者而言，這些排名除了為大學帶來巨額撥款外，亦帶來招生與發展所必須的國際聲譽。基於現實考慮，教授們不得不反過來，竭力維護這個束縛著自己的牢籠。

過去十年間，愈來愈多國家相繼設立自己的大學排名，可是以培養「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須得到歐美國家的「第三者肯定」（Third Party Endorsement）才有價值呢？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香港的高等院校是否應盲目屈從西方的教育評鑑霸權，沉溺於全球論文引用大賽？在這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下，這些問題均值得掌管教育政策的有關當局深切反思。




梁亦華(2010.10.2)︰QS大學排名的謎思，《信報財經新聞》，P26。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03&cat_id=7&title_id=380258

盲目崇拜學歷 假文憑有價有市 《經濟日報》

近日，內地著名企業總裁唐駿被指學歷造假，掀起內地一片學歷打假的熱潮。自古以來，有交易，就有詐騙；有鈔票，自然有假錢，在法律不建全的資本主義社會，欺詐造假更是必然的事。然而，今次被指文憑工廠的西太平洋大學，其「畢業生」卻在內地著名院校、國企與民企高層、以至最高法院等不同機構擔當著決策領導的重要職務，其牽連之廣為近年罕見。事實上，早於一千多年前，中國已揚棄華而不實的門閥制度，以科舉確立任人唯賢的量才準則，為甚麼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對歐美學位卻呈現著一種病態追求，舉國沉迷於一紙寫滿洋文的文憑？

學歷不是個人能力的保證。在僱主眼中，工作經驗與實際表現等軟能力亦同樣重要，故此香港首富也好，全球首富也好，其成功也不一定建基於大學畢業證書，可是國外的例子卻不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在中國，不論官場還是職場，國企還是民企，一紙文憑往往決定了員工的工資、福利、以至未來仕途。對富商而言，博士名涵能洗脫「暴發戶」標籤，是發展人脈的有效工具；對幹部而言，博士名涵是評職稱的敲門磚，有地方政府甚至明文規定，申請正科級的幹部必須擁碩士學位，申請正處級則必須擁博士學位。在只問文憑，不問能力的官場中，官員對學位文憑的需求自然源源不絕。況且，攻讀學位的學費可以公款結帳，畢業論文又能僱用槍手，甚至指示下屬秘書等完成。只要不需長時間出國，影響「錢途」，官員自然樂意為之。

國外文憑造假難以查證，那麼國內院校的學歷又會否較有保障？中國於1982年首次頒授博士名涵者只有六名，可是不到三十年時間，現今每年獲頒博士學歷者已超越五萬人，具博士授予權的院校達300所以上，超越美國成為博士量產大國。遺憾的是，中國的博士教育並非為了培養頂尖的學術人才而設，其飛速發展只因高官富賈們的強勁需求。調查顯示，內地博士生畢業以後，一半以上均成為各級省市幹部，剩下的大部份則任職於國企或民企的管理部門，而非擔任承傳學術傳統的研究工作。至此，博士文憑的功能性不言而喻。

坊間有云︰「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屆，這一屆，下一屆，屆屆失業！」內地學位證書雖然急速貶值，然而中國人的學歷崇拜依舊根深柢固。在這病態的思維下，海外大學文憑成為新一代的崇拜對象，亦間接促進了每年「產值」達五億美元以上的假文憑產業蓬勃發展。

人才是評量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中國人口為美國五倍有餘，配稱國士無雙者必有不少，然而「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當舉國均以文憑而非實力來衡量人才之時，即使陳寅恪復生，梁漱溟再世，亦只能被埋沒於茫茫人海之中。 

http://www.hket.com/eti/search/article.do?id=1cc40fbc-0a21-4b13-af86-b51815ab8d20-984129

鼓勵自我增值 難解80後困境

鼓勵自我增值 難解80後困境

撰文:梁亦華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論壇
欄名:剖析80後

近月，不少80後青年以激進手法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引起社會關注到80後的困境。為此，財政司長日前繼續一直以來「終身學習」的口號，勉勵青年「只要把握機遇，裝備自己」便「不用擔心」。然而在現實環境中，終身學習能否幫助青少年突破困境？

提供機會實剝削 勞工變「奴工」

80後在職場上所面對的困局是人口結構和社會轉型所構成的。自80後踏出職場的10年來，香港屢遇金融風暴、資產泡沫爆破等經濟危機，15至19歲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1.6%，20至29歲則是7.3%，遠超全港平均水平。

過去數年，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希望畢業生「只求機會，不求回報」、「不應計較薪酬」等，表面看來合情合理，但實際上卻令愈來愈多機構以「提供機會」為名，強迫80後接受各種屈辱性聘用條款和薪酬。不少80後把勞工處戲謔為「奴工處」，正是對這種現況的無奈抗議。

自我增值似有若無 還要負債

面對就業困境，進修是否是80後的出路？誠然，進修能為上一代帶來可能的機遇，然而數十年來，教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每況愈下。

六七十年代的父母會讓子女「學識字」、「學做人的道理」，學習並非單純為考試，更是一種思想洗禮的準備；八九十年代的父母會讓子女多拿一張「沙紙」，進修成為累積個人資本、階級向上流動的有力工具。學習內容亦從哲理轉趨職業技能訓練為主；踏入2000年後，進修成為現代人習慣之一，其學習目的更趨功利化。

對80後青年而言，進修只是一種不得不融入的消費文化。進修美其名曰「自我增值」，但實際上此類學習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市場為主導，加上近年學歷迅速貶值，工作上朝不保夕的青年往往發現，進修後他們只擁有精神上似有若無的「自我增值」和一筆龐大負債。

面對這種進退不得的困局，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的80後往往發展成兩類：陷入消費文化，以物質肯定自己，有酒今朝醉的短視一群；以及被迫參與這不平等遊戲，如順民般拼命「終身學習」，拒絕消費、以至放棄談戀愛、結婚等機會的謹慎一群。這兩種被放棄或被迫扭曲的人生規劃，對80後而言均是弊多於利的。

到底比整座青藏鐵路還要昂貴的西九高鐵會否成為大白象工程，尚有待公眾討論，然而若政府的思維繼續徘徊於「獅子山下」的年代，以為只要年輕人進修裝備自己便能衣食無憂，便過於一廂情願了。

回顧過去10年的經濟危機中，政府都只是集中於協助建築、裝修、物流等幾個以中年人士為主的行業，從量的方面解決藍領階層就業時數不足的問題，對80後中高學歷的一群則視若無睹。誠如曾司長所言，成功不只能靠學歷，更需要社會提供足夠的階級流動機遇。前者靠的是青年人自發奮鬥，後者卻是政府的責任了。



梁亦華(2010.1.20)：鼓勵自我增值 難解80後困境，《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3d747bf-d02b-4cae-9306-98ff2fae792a-891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