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個案呈報機制失效，以及社署未能識別高危個案，均是此宗悲劇出現的兩大關鍵。識別本身其實並非困難，「再婚家庭」作為特殊社群，一直是學界研究焦點之一，只是沒有得到政府的應有關注。
父母權力背後
每對父母也擁有控制孩子生理及心理的絕對權力，旁人一般無權，亦不敢過問。但無上權力的賦予背後，實際上隱含了兩個假設：一、技巧方面，家長對孩子個性與需要有最透徹的了解，能選取最適合的管教方針；二、態度方面，家長會以孩子利益為依歸，因「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一般而言，上述兩點假設是合理的，但在特殊情況下，如「再婚家庭」，則上述假設便不能成立。
外國有研究顯示，再婚家庭的問題實不亞於單親家庭，香港浸會大學關啟文博士引用外國數據指出，繼父母家庭發生致命虐兒機率比一般大一百倍，非致命虐兒機率則大四十倍。究其原因，在於繼父母享有絕對的權力，卻對前任孩子一無所知，更不一定以他們利益為依歸，而這不只單純偏愛自己孩子。心理學研究指出，再婚男女與一般家長的其中一個差異，在於他們更關注維繫自己與伴侶的感情，多於子女（不論是否親生）最大利益。換句話說，他們不會為了孩子利益而與伴侶產生衝突。這產生兩種可能︰一、繼父母對孩子極端的放任，不敢嚴厲管教，以免夫妻間產生矛盾；二、繼父母對孩子極端嚴厲，原生父母因避免與之產生矛盾，未必全力保障子女利益，可能扮作看不見，甚至鼓勵受虐子女「更多包容」，以維繫家庭完整。在本個案中，生父明顯加入了施虐一方，從而直接導致這災難性後果。
孩子只是父母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對孩子而言，父母便是他們世界的全部。在香港，年滿16歲的少年享有性自主權，能在生理上成為父母，但他們對於父母的責任和意涵，又是否有清晰了解？雖然近年不少學校積極發展家長教育項目，但這些項目主要是校本推行，一來沒任何規範或標準，二來它們目的亦非為了培訓出優秀家長，而是把家長訓練成及格的學校義工、課後功輔導員、解釋校政的宣傳者，乃至支持學校的家長校董。教育重點以學校行政為中心，而較少涉及父母對自身家庭角色的了解、幼兒心理、育兒技巧等等。事實上，父母、祖父母在家庭角色及親子關係，都是家長教育中必須，卻一直欠缺的重要一環。
參考社會福利署關於領養孩子的規定，兒童需要入住準領養家庭最少連續6個月，期間社署會透過定期接見和探訪，監察領養交託進度，以及養父母與孩子能否成功建立親密關係，才決定是否正式頒發領養令。可是，對於個案中如此複雜的再婚家庭，社署卻沒有任何保護兒童的嘗試。比起與養父母素不相識的孩子，繼子女的心理發展與安全完全沒有任何保障。
好人袖手旁觀
作家Edmund Burke曾有名言︰「邪惡之所以得到彰顯，正因為好人袖手旁觀」（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上述討論只涉及制度未臻完善的優化空間，實際上持份者麻木冷血的官僚性格，才是悲劇的另一關鍵。在受害女童的飢寒交迫，每天被瘋狂毆打的最後歲月裏，那些對孩子傷勢視而不見的成年人、那些環繞「查詢」和「轉介」二詞爭論不休的機構、那些透過電郵把個案推來推去，最後不了了之的官員，和施虐者一樣，都是冷血共犯。
這富裕的香港發生如此令人痛心的悲劇，是教育界，乃至我們整個香港的失敗和恥辱。
梁亦華(2018.01.26)︰從幼兒受虐案看家長教育，《信報財經新聞》，C06，優質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