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失敗與追求成功 -《信報財經新聞》

日前防止虐待兒童會公布統計數據，指出去年三至五歲的受虐兒童達一百八十八宗，較前一年大幅增加一倍，研究批評，在充滿激烈競爭的教育制度下，部分家長以打罵方式來催谷子女成績，部分幼兒甚至要送院治理。父母關心子女成績是一種愛的表現，可是現代的父母對於如何表達對子女的愛，總是偏向兩極，往往產生反效果。
哈佛學者Michael Sandell在其大熱著作《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中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愛有接受的愛(Accepting Love)和轉化的愛(Transforming Love)兩種。前者對孩子的優點、缺點都無條件接受，重孩子愉快成長，後者重追求孩子的未來福利，傾向高壓栽培。
兩種傾向表面上南轅北轍，實際上它們有個共通點︰害怕子女失敗。過度強調「接受的愛」的父母害怕失敗令子女不能「愉快學習」，傾向放任無為、懈怠、縱容，甚至以挑戰教師來表現對子女的愛，成為所謂「怪獸家長」；過度強調「轉化的愛」的父母害怕子女競爭失敗，故事事嚴密監視，期望子女十項全能，嚴重者更可能錯用打罵方法來鞭策子女，損害親子關係，即所謂「直升機家長」或「虎媽」。一但偏向極端，兩種愛對孩子成長也有負面影響。
兩種教養模式各有副作用，要從中取得平衡實不易。可是退一步想，失敗對孩子而言，是否就是洪水猛獸？失敗能讓孩子更了解自己，帶來反思與改進的契機；失敗能訓練孩子的抗逆力，將來離開父母羽翼的保護後，他們仍有信心駕馭未知的挑戰；失敗也能提醒孩子時刻抱持謙卑的心，明白終身學習的重要性。當然，在一些關鍵的升學樽頸，一次失敗便會改變人生走向，可是在幼稚園或小學階段，讓孩子學會如何面對失敗，實在跟教會他們如何追求成功同等重要。
如Michael Sandell 所言，世界上沒有人是完美的。如果每個人也追求百分百的成功或愉快生活，不容成長過程沾上一絲失敗污點，不僅會令孩子失去自己個性，下一代也會傾向個人中心，不是對失敗者失去同情心，便是拒絕負上任何社會責任。將來政府要在一盤散沙的社會風氣中培養社會凝聚力，凝聚全民共識，將會比現在更加困難。
梁亦華(2013.12.28)︰〈避免失敗與追求成功〉，《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897&cat_id=9&title_id=651608

[論文] 新高中應用學習科的反思與檢討 -《教師中心學報》

新高中應用學習科之反思與檢討

梁亦華

　

摘要

應用學習科(Applied Learning, APL)，是香港新高中學制的新設學科之一，其學習範疇極為彈性，學生能根據本身之性向與能力自由選擇，透過實際操作來掌握不同技能，正正回應了課改提出「學生為中心」、「體驗式學習」及「發展學生共通能力」等範式轉移的新教學模式。鑑於新高中課程推出時間不多，新高中應用學習科之實際功效，以及新高中教師之專業感知少有全面探討。故此，筆者希望通過本次質性研究，為應用學習課程的相關議題提供教師之真實意見，以作學界檢討與反思之用。

　

本文為質性研究，筆者邀請了八名任教新高中課程的，曾帶領應用學習科的教師作深度訪談，輔以與應用學習之相關報導作分析，以期與訪談結果互相印證，確保資料與研究結果之效度。本研究發現教師普遍認為應用學習科有助學生就業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能滿足學生在職業導向方面的升學需要；局限方面，學校推行的主要局限在於財政資源、人手調撥及課程安排三方面。 

　

總括而言，應用學習科對學生發展利多於弊，然而，該科還有不少優化空間。筆者認為教育局可加強對學校及教師的財政與人手支援，並在大專院校及社會各界加強推廣應用學習科之宗旨及學科實施概況，以加強學科應受性，消除學生、家長及社會各界對應用學習科的疑慮。

關鍵詞

新高中課程，應用學習，職業導向課程

 

Review of Applied Learning (APL) in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LEUNG, Yick-Wah

　

Abstract

Applied Learning (APL) is one of the new established subjects in Hong Kong. It provides a highly flexible learning field for the students and allows the student to choose their electiv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 and abilities. The student can equip with different vocational skills through block practice, which has responded to the paradigm shift of “student-orient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ic skills”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Since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NSS) has just been implemented not too long ago,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actual efficacy of APL and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n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therefore,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er’s actual perception on the efficacy and challenge of APL implementation, which serves a platfor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he qualitative data will be collected from the in-depth interview of eight NSS teachers, who were responsible to design or teach APL curriculum in schools. Meanwhile, the relevant articles in public media w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alternative evidenc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search valid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the NSS teachers think that APL can help student to find employment and boost student motivation, while it can also meet the students’ demand for further study in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the limitation, the main challenges of APL lie in three aspects: financial resource, manpower deployment and curriculum arrangement.

　

In conclude, the students are benefit from the APL. However, APL implementation can be modified and improved in three dimensions for better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more on promo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xpanding the vocational fields and providing more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 so as to improve the legitimacy of APL curriculum and reduce the possible suspicion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Keywords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Applied Lear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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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 Download]

梁亦華（2013）︰〈新高中應用學習科之反思與檢討〉，《香港教師中心學報》12，頁115-129。

　

http://www.edb.org.hk/hktc/index.aspx?id=20131213144500&lang=t

　

回憶中的回憶－論《大亨小傳》的人物塑造與社會意涵 - 《文學評論》

近日美國電影公司華納兄弟翻拍了文學名著《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內地譯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了2013年上半年電影文學的話題之作。《大亨小傳》是與海明威齊名的作家Francis S. K. Fitzgerald於1920年代的小說作品，被視為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名著的代表之一。影片以有夫之婦Daisy(Carey Mulligan飾)與Jay Gatsby(Leonardo DiCaprio飾)的愛情故事為中軸開展，突出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中，不同人物的內心掙扎與熱鬧中的孤寂。論劇情，男女主角的愛情並不算可歌可泣，結末更有草草收場之感，然而影片最吸引之處，卻是它對主角人物塑造的舖排。

一、遞進式人物塑造 

故事使用受限視角，借助女主角表哥Nick(Tobey Maguire飾)的記憶倒敘，故此觀眾只能透過Nick此一角色的認知來理解故事。使用受限視角的文藝作品能讓觀眾有更貼近生活的真實感，卻難以仔細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複雜的背景往往需要通過故事人物口頭轉述，減低電影的藝術效果。然而受限視角之弱項在Fitzgerald筆下，卻成為人物塑造，製造懸念的重要媒界。

受限視角雖難以敘述人物背景或事件的來龍去脈，卻能營造出濃烈的神秘感。故事從Nick搬進紐約長島的新居開始，Nick的鄰居Gatsby擁有一座華麗的宅第。宅第每晚夜夜笙歌，各界名流紳士川流不息，人人對屋主Gatsby均非常尊敬，對他的經歷與鉅額財富的來源有各種傳言，有說Gatsby是殺人犯，亦有人說他是德國間諜，然而舞會上的所有人均只收到Gatsby的邀請函，卻從未見過他真人。

故事花了不少篇幅描繪舞會的豪華奢侈，以及眾人對Gatsby的尊敬態度，輔以真真假假的各種流言側面烘托出主角的神秘形象。Gatsby的身份、鉅額財富的來源、以及他每晚舉辦豪華舞會的原因，皆成為吸引觀眾追看下去的懸念。類似的側面烘托手法亦常見於中國小說之中，從《三國演義》中華雄斬殺諸侯軍各將領，到關羽斬華雄的遞進式情節，到《書劍恩仇錄》中眾多赫赫有名人物對總舵主陳家洛的尊崇等，均在主角未登場前突出了他們的英武形象。

其後隨著故事推展，各種謎底有限地解封。先是Galsby自我吹噓，把自己描繪出成富裕家族的財產承繼者、牛津畢業生和一戰英雄，之後借用Daisy堂姐的受限視角描述Daisy與Gatsby分手過程，其後Galsby再透過自述讓觀眾了解他曾經歷貧困潦倒的日子。這些自述半真半假，表面上作者讓觀眾更接近謎底，實際上它們只是進一步塑造Galsby完美的履歷，況且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以及Galsby的發蹟經過依舊諱莫如深。

故事尾聲時，Galsby與Daisy丈夫Tom(Joel Edgerton飾)激烈爭執來把Galsby的完美形象一一打破︰中西部貧農之子、牛津大學走讀生、靠販賣毒品私酒累積大量財富等，最後Galsby因被揶揄出身低微，再努力也改變不了不純正的血統而大失常態，並最終失去了Daisy的心。

有人認為作者筆下的男主角Galsby代表了常存希望，奮鬥不懈的「美國夢」，正如故事結尾Nick的評價︰「Galsby擅於製造希望的天賦是無人能及的」，然而故事所反映的其實不只有這正面價值觀。仔細思考，故事中蘊含了不少人格和社會矛盾。

二、文本背後的社會意涵

就愛情而言，Galsby對Daisy迷戀之深令觀眾動容，可是礙於Daisy是有夫之婦的身份，觀眾皆明白這是禁忌之戀。在此，作者刻意製造了疏離效果來引起觀眾內心衝突。觀眾一方面因為道德情結而無法認同已婚婦人偷情，一方面又希望男女主角有圓滿結局。夾在兩難之間，觀眾實難以完全肯定或否定Gatsby和Daisy間的戀情。尤其是觀眾得知女主角的丈夫也在背妻偷情時，觀眾對男女主角的愛情，以至一夫一妻的傳統道德價值受到更大挑戰。

其次，代表「美國夢」的Galsby並沒有圓滿結局。他年青時嘗試從正途往上爬，幫助迪克船長致富，卻被船長家人趕走，一貧如洗；其後，Galsby改靠販賣私酒致富，再以偽造的履歷掩飾不名譽的過去，卻被狠狠揭露。最後Daisy丈夫直接指出他們生而不同，即使他再努力，這血統的差異也永遠不能改變。

血統優越(Blue blood)的概念在片中極為顯著，實是本片一大特色。綜觀世界各地影片，這血統優常見於貴族階級未受打壓的英國文藝創作，亦正因為血統優越的概念根深柢固，哈利波特、福爾摩斯探案等英國小說均強調了平民與貴族間的對立(如衛斯理、格蘭傑與馬賁)，又或主僕之間的地位差異(如福爾摩斯與華生)。那麼，為何《大亨小傳》的血統優越概念這麼深厚？翻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大亨小傳》的原作者Fitzgerald是愛爾蘭移民後裔，而十八、十九世紀之移民，不是為了追求宗教自由，便是於英國本土飽受貴族欺凌而舉家遷居。Fitzgerald家族即使移居美國數十年，血統優越論在其作品中仍被如此突顯，可見Fitzgerald家族，以至二十世紀初英國移民的潛意識中，階級血統仍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Fitzgerald筆下，Galsby被Tom所教唆的兇手闖入槍殺，然而電影版卻刻意加插了小說沒有記載的情節－Galsby聽到電話響起，從泳池上岸後被槍殺，而他臨死前依然記掛象徵希望的電話，以為那是Daisy回心轉意的來電。這小小情節進一步塑造了男主角對希望與愛情至死不渝，亦記寓著導演對於「常懷希望」的美好祝願。

梁亦華（2013）︰〈回憶中的回憶－論《大亨小傳》的人物塑造與社會意涵〉，《文學評論》，29，頁91-92。

起跑線前的競賽 - 《信報財經新聞》

踏入秋冬，正是眾幼稚園向家長發布訊息，準備招生的季節。日前有報章指，部分幼稚園課本雜費高達6,000多元，亦有部分收取5,000元的茶點費，引起各界關注。然而，如果社會認為幼稚園書簿雜費比中學更多並不合理，那麼每年從3萬元到7萬元學費不等，堪比自費博士課程的幼兒班(Nursery Class)又如何呢？

自從八十年代教育局把學前教育定位為「理想而非必需」(desirable but not essential)以來，幼稚園的營運一直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雖然2007年學券制為不少幼稚園提供補助，但政府對於學前教育的整體規管並不嚴密。近年不少幼稚園，尤其一些著名的學校便針對三歲以下幼童開設天價N班、PN班(Pre-nurseryClass)，以至遊戲組(Playgroup)，大打擦邊球。由於這些課程不屬正規學制，故一直被視為學校向社區提供的市場服務，由家長自願購買，不受相關部門監管。

有人認為，N班課程可有可無，家長們盡可拒絕申請，但問題是著名的幼稚園K1(幼兒班)學位有限，少部分更坦承會優先取錄自己學校的N班學生。雖然不少開辦N班的幼稚園聲稱K1錄取是「按學生面試表現」，但面試結果極為主觀，家長又能否真的不「另購保險」？

類似情況在內地可謂司空見慣。現時北京、上海等地的著名中學流行開辦所謂「占坑班」，即初中階段之前的學習培訓班，該些培訓班還根據學校知名度，被家長分為「金坑」、「銀坑」、「土坑」和「糞坑」不同等級。名校培訓班往往學額有限，學生競爭極為激烈，從學業、金錢、關係手段，明裏暗裏招數盡出，只為成功占坑，確保子女前程。亂象橫生下，即使國務院教育部如何強調就近入學，廢除書面式家課，甚至強令小四以下不得進行任何的統一考試，內地學生壓力依舊有增無減，這正因學生的競爭戰場早已移師至學校之外。

內地學生在起跑線前已競爭劇烈，香港如雨後春筍的N 班、PN 班等，正是內地「占坑競賽」的幼稚園版。與內地不同的是，學前兒童幾乎無力接受教育，沒有多少個人績效可供評估，是以學生能否順利「占坑」，基本上全視乎家長的財力與家境。這些偏重世襲取向(Ascription Orientation)，而非績效取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的競爭選拔，正是侵害教育均等，阻止基層孩子憑個人努力向上流動的障礙。

梁亦華(2013.10.6)︰起跑線前的競賽，《信報財經新聞》，C04，優質教育。

〈愛情與面包的選擇 -《致青春》的女性主義〉 - 《文學評論》

愛情與面包的選擇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女性主義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下簡稱《致青春》)是2013年度的影壇焦點之一，影片上映僅30天，累積票房已達七億二千萬，其受歡迎之程度不言而喻。雖有人認為它的成功是因為延續了去年《那些年》的校園青春電影的熱潮，可是電影《致青春》的題材、內容與各種暗喻均與其他校園電影頗有不同。雖然它同樣以校園生活為背景，但它以九十年代大學生活為主，並從女性視覺出發來看待二十世紀末的校園生活，屬女性主義的電影文學，卻又與一般女性主義電影頗有不同。

女性主義文學是以女性視覺為來源和動機的文學創作，亦是包括電影文學在內眾多文學創作的重要形式。以往女性主義的文學多集中於性別有關的議題，如父權壓迫、性暴力、生育權、性別歧視等議題，從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到蕭紅的《生死場》，無不以反抗社會體制為主，女性主義文學亦儼然成為二十世紀文學創作的重要部件。然而踏入廿一世紀，女性早已從被壓迫者的角色解放出來，性別亦不再是升學或就業的限制。然而，從傳統父權社會中解放出來的年輕女性，又會怎樣運用自由來建構自己的未來？《致青春》似乎在嘗試給出一些答案。

《致青春》中女主角鄭薇(楊子姍飾)及她的三位大學室友︰黎維娟(張瑤飾)、阮莞(江疏影飾)及朱小北(劉雅瑟飾)的校園故事。與一般女性主義電影相同的是，愛情是故事推展的主軸，然而經濟考慮也是每個大學生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愛情與麵包之間，四位女生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亦得到頗為不同的結果

女主角鄭薇起初選擇了愛情，為了跟隨青梅竹馬的男友而入學，卻無端受拋棄，於是便一改隨遇而安的愛情觀，主動追求心儀的男生陳孝正(趙又廷飾)，然而孝正在畢業後選擇了向權力妥協，犧牲與鄭薇的愛情，換取獎學金往美國升學。鄭薇夢想破滅後，把愛情視為可有可無，乃至男女間互相利用的工具。如此把包括感情在內的東西無限工具化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不少中國人的觀念。

室友阮莞是追求者眾多的校花，但她與鄭薇一樣同樣選擇愛情，追求婚後平淡生活。然而愛情至上的阮莞並不能換來幸福，第一任男友與另一女生珠胎暗結，阮莞更要借錢予後者墮胎；第二任男友在阮莞懷孕後亦不肯承擔責任，拒絕結婚。阮莞夢想破滅後並不如鄭薇般寄情工作，反而逃往婚姻這傳統堡壘，透過相親活動認識未婚夫，卻在結婚前夕趕赴前男友的約會車禍身亡。阮莞的經歷跟隨著傳統女性主義題材主軸，著重描繪女性溫柔、保守、內向的傳統一面，強調女性的在性與生育方面的無奈和犧牲。阮莞的死明確反映了作者對傳統以來，女性只著重愛情與婚姻，依靠男友/丈夫來肯定自己存在價值的觀念抱持否定態度。

室友黎維娟是四個室友中最為理性的一位，一直冷眼旁觀其他同學的故事。對於愛情，黎維娟與前兩者完全相反，在愛情與麵包之間，她堅定選擇了後者，並毅然向考不上大學的舊男友提出分手。黎最後徹底了嫁了給金錢，成為一位年長富翁的妻子，成為兩個頑劣孩子的繼母。一直以來，愛情在黎的心目中只是換取經濟利益的門票，而黎最終確實實現了一直追求的目標。可是片末的黎希望早日生下自己的孩子鞏固自己的地位，好瓜分丈夫的財產，最終被物化的不只是自己的愛情，連自己孩子也成為了爭名奪利的工具，可見作者對黎這種異化的愛情觀明顯亦不表認同。

室友朱小北與之前三位均不同，她只關注學業，既不沉溺愛情，亦不追逐金錢，拒絕在兩者間作出選擇。拒絕參與遊戲固然不會輸，但亦不會贏。表面上朱不受傷害，但同時她什麼也得不到。朱後來因被冤枉偷竊，為了公義，拒絕賠償後被趕出校園，最後卻改名劉雲，大搞「神童培養班」來騙取金錢。可見在作者的眼中，在愛情與麵包間拒絕選擇的人，更容易否定此前的回憶，迷失本性，如鄭薇片中所說，最終成為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那種人。

經濟考量過少會成為愛情發展的限制，考量過多卻會令愛情異化。到底如何在愛情與麵包間如何取得平衡，獲得幸福？作者並沒有給予明確答案。四位女生中只有鄭薇的結局較為幸福，與學有所成的孝正復合，然而這是以孝正在美國婚姻失敗為前提，絕非鄭薇的選擇或任何努力爭取而來。如此結局，只是《致青春》的作者刻意運用烏托邦視野(Utopian vision)來消除影片所引起的社會焦慮，為觀眾作出心理補償而已。此種與宿命論(Fatalism)近似的愛情觀，令女性重回被動角色，可見電影雖以女性主義為題材，但作者並無意反對社會既有的性別定型，而只是著重電影反映現實的社會功能，表達了女性在理想與現實兩難之間被迫選擇的焦慮感。

此外，《致青春》一片為女性主義追求「自由」的目標留下了頗大的反思空間。如心理學家Erich Fromm所言，自由可分為積極與消極自由兩種。擁有積極自由的個體能認清自己目標，了解自己「能自由地做些甚麼」；消極自由則只著重於「從甚麼解脫出來」。明顯地，片中的女生並未充份利用大學校園的自由，而只是從一個愛情牢籠破滅後，便設法逃入另外一個，又或把愛情，以至良知視為換取金錢利益的注碼。作者刻意沒有提供答案，倒是為觀眾留下了頗大的反思空間。
　

　
梁亦華（2013）︰〈愛情與麵包的選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女性主義〉，《文學評論》27。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

從違規者到受害者 -《信報財經新聞》

日前第二屆中學文憑試放榜，二十三名學生因在中文科校本評核抄襲網上資料而被取消該科成績，升讀大學無望。連日來社會眾聲喧嘩，矛頭直指校方與任教教師把關不力，亦有人指出校本評核制度存在漏洞。可是事件中的一大持份者－學生本身的責任卻似乎少有人探討。


一面倒批評學校

知識、技能與態度，向來是學校教育的三大目標。語文教育除了幫助學生裝備語文知識，提升溝通能力外，更負有促進學生成長，灌輸學生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責任。可是今次事件發生以後，社會只嚴厲譴責涉事補習學校把關不嚴，教育局監管不足，學生們亦表示教師沒有指出剽竊問題，從沒要求學生重新呈交，扮演著無辜受害者的角色。誠然，學生已失去升讀大學機會，旁人實不應在傷口處灑鹽，可是相關學生在事件中究竟有何反思，得到了什麼教訓？


學生應負剽竊責任

眾所周知，自負營虧的私立學校從不重視德育發展，而是把全副精力集中於應試教育之上，目標只有一個－讓學生在考試中奪取最佳成績。充滿功利性的辦學目標，一直是影子教育系統最為人咎病之處。可是筆者同樣深信，所有接受過基礎教育的學生均了解何謂對錯，面對公開試評核的成年學生，更應有基本判斷，不可能無知至「抄襲當參考」的地步。考生如有疑問，盡可閱讀《考生須知》的小冊子，如不懂引注格式亦可以向老師提問。「教師沒教」根本不能構成學術剽竊的辯解理由。正如市民每年必須填寫報稅表，即使沒有人教導報稅填寫格式，我們也必須負起這公民責任。

筆者的意思並非要為誰人開脫，只想說明學校雖有責任阻止學生抄襲功課，但學生自身亦應負起學術剽竊的責任。社會對抄襲者卻無限包容，甚至把他們描述成最大的受害者，對校方及教育局作嚴厲批評，只會鼓勵學生更為依賴，遇挫折則拙於反思，諉過於人，白白錯失了一個教導孩子主動自學，尊重知識產權的黃金機會。
　
梁亦華(2013.8.9)︰從違規者到受害者，《信報財經新聞》，C04，老師陣地。

有免費直資校 名校貴族化未解 - 《香港經濟日報》

　　近月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擬加入直資計劃，引起家長、校友，以至社會人士的廣泛關注。局方與直資支持者指出3成直資學校只收取低廉學費，而獎學金制度亦能保障清貧學生的入讀機會，故轉直資並不等同貴族化。可是，有免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就是否代表名校貴族化的問題並不存在？獎學金所保障的入讀機會，又是否代表所有學生均有同等學習經歷？

獎學金發放標準 欠透明度 　　

社會上不少人把直資學校簡單歸納為一類，舉出部分免收學費的直資來大肆宣傳，否認直資貴族化的趨勢。事實上直資學校可細分為多類，有充滿「愛國特色」的左派學校、有服務少數族裔為主的私立學校、有逃避殺校而轉制的弱勢學校、有強大企業支援的新興直資、以及最受社會關注，脫離傳統校網的津貼名校。一般大眾最擔心的便是這些津貼名校通過直資貴族化，而並非指「所有直資均是貴族學校」。局方不斷以3成直資學校只收取低廉學費為例，力否定「直資貴族化」，但這卻與社會對「名校貴族化」的憂慮根本毫無關係。

 　　除了數字遊戲外，獎學金制度是直資計劃回應「名校貴族化」指摘的另一擋箭牌，可是它同樣難以釋除公眾疑慮。首先，獎學金的發放並沒有統一標準，有些學校以有否領取綜來界定「有需要學生」，有些學校則額外訂立更高的成績及操行標準，不純以學生經濟背景為發放原則，條件五花八門。

 　　其次，直資學校的宣傳焦點集中於多元化的教學與課外活動，而非對貧困學生的關愛援助，是以獎學金計劃的透明度從來不高。據審計署資料顯示，超過一半直資學校的網頁不會介紹獎學金詳情，而三成半直資學校更未有提及。貧困家庭在叩門前，不能預先評估自己能否獲得獎學金資助，卻要面對承受高昂學費的風險。這教品學兼優，卻受制於貧困的學生如何敢於叩門？ 為富人教育自由 犧牲均等原則？

 　　再者，獎學金計劃主要是學費減免，並不包括在學期間種種活動費用。在自由多元的名義下，學生需要「自願」參加各類樂器訓練與體育運動，以及動輒上萬的歐美遊學團，可是這種「自由」昂貴得很，更非人人負擔得起。當然，貧困學生如不介意被邊緣化成二等公民，自有拒絕參加所有活動的權利。可是我們以「自由選擇」之名，容許這種貧富懸殊在校內公然蔓延，又是否教育的應有之義？

 　　誠然，泳池、演藝中心、展覽場館等豪華校舍，以及擇優（或擇富）而教的收生自由，在學校眼中均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可是正如主禱文所言：「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教我們免於兇惡」，部分人為了只屬小部分富人的自由，犧牲教育均等的原則，讓香港成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封閉社會，又會否偏離了教會團體的辦學初衷？



梁亦華(2013.7.9)︰有免費直資校 名校貴族化未解，《香港經濟日報》，A26，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8e50b5f7-cfd4-491a-b597-ee2a016b6f4c-379427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 -《信報財經新聞》

臨近暑假，是港人外遊與遊學團舉辦的高峰時期，自關愛基金為清貧學生提供3000元「境外學習津貼」以來，遊學團漸成為學校常規活動，經旅行社籌備的遊學團較去年激增五成，催生了境外遊學的無限商機。有人認為，在名校直資化、貴族化的教育消費市場中，貧困學生能否透過參與遊學活動，避免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卻又有人認為境外遊學效能成疑，更突顯了學生間的貧富差異。到底境外遊學的風氣從何而來？境外遊學又是否必要的學習形式？

自八十年代起，家長對百年名校的貴族品牌的崇拜逐漸褪色，一些活動繁多，屢獲獎項的新區英中漸受青睞。形形式式課外活動，從豎琴班到拉丁文，從報佳音到商場話劇表演等，都成為各校努力提升校譽的賣點。在現今直資林立的教育消費市場中，境外遊學亦是一大競爭領域，所辦遊學計劃自然須考慮中產家長的意願。那麼，家長對境外遊學的期望又是如何？


商品以罕為貴

對中產家長的消費心態而言，作為教育商品的境外遊學，首要考慮不一定是學習效果，卻更傾向於商品的罕有性（scarcity），即愈少人去過的，商品便愈有價值。參考各大旅行社的宣傳資料，只見「英國車路士暑期遊學」、「奧地利音樂遊學」等廣告比比皆是，大多數所謂遊學團都只是以體驗為主，以「增廣見聞」、「預備三三四通識」等抽象而一知半解的口號為名。


如同水過鴨背

對參加學生而言，短短十多日能否讓他們強身建體，精通英普雙語？學生在缺乏專業指引與學習計劃之下，境外遊學如同水過鴨背，除了幾張V形手勢的名勝照片外，還能留下些什麼呢？對學生，尤其是直資學校的清貧生而言，區區3000元的資助又能補償他們的學習經驗差異？

明代董其昌曾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原意是指學生除扎實的知識外，亦應在生活中突破課程框架，主動建構知識，當中扎實的知識基礎與生活體驗皆為治學的必要條件，兩者並無優劣主次之分。時至今天，後人卻把語句肆意演繹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配上主從關係後，遊學成為了學生捨難取易的藉口，亦催生出愈來愈多重量與不重質的「體驗活動」。


學習何須外闖

其實要了解今日香港、全球化等通識議題，開拓學生的視野，學校大可往東莞等地的血汗工廠參觀跨國企業的生產線，又或到中上環一帶尋訪辛亥革命的珍貴史蹟，何必耗費千金到外國搞「遊學體驗」？說到底，所謂學生為本的學習，其實只是貴族學校與家長的顯示身份地位的面子工程而已。

這邊廂，政府一直讓眾所期望的小班教學和免費幼教無限期拖延，又停止發放支援通識科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那邊廂，卻又慷慨地動用千萬計的公帑，助長這場盲目而沒有盡頭的教育消費競賽。如此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相信，筆者對此實感到費解。




梁亦華(2013.6.29)︰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境外遊學與教育消費，《信報財經新聞》，C04，教育講論。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 -《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社會各界對院校盲目追逐世界排名有深刻反思，眾多大學對此已轉趨低調，然而這並不代表各院校已破除了根深柢固的數字迷信。早前，香港大學率先發表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表示該校畢業生平均月薪增長6.8%，就業率達99.7%，形勢「一片大好」，而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就業調查在這數月陸續公布，以供市場參考。


薪酬比拼 不反映學校質素

　　長久以來，畢業生薪酬是各大學的重要比拼指標，似乎理所當然，可是撫心自問，它到底反映甚麼？是教學成效？是學生質素？是院校的社會聲譽？亮麗的數字與百分比背後，又含有多少水份？

　　客觀而言，畢業生薪酬與就業數據並不反映畢業生的工作態度與能力，跟大學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等社會職能毫無關係。充其量，其數據只反映院校聲譽，為學生所帶來的邊際效益與市場價值。那麼畢業生的市場價值愈高，是否代表該些學系有較佳的教學成效？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學者Malcolm Gladwell便曾以問卷形式，邀請約100名律師在密歇根州的大學中選出最佳10所法律學院，結果素有名氣，卻沒有法律學院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竟也能排名第58位！由此可見，院校聲譽往往令社會對院校或學生賦予錯誤的市場價值，如有僱主把名牌迷信轉化成薪酬，只看重一紙文憑，很可能得不償失。


報喜不報憂 就業率水份多

　　除了調查目的不明外，調查的可信度亦頗為可疑。以港大為例，2012年度該校共有學生2.3萬，每年平均約有7,000多人畢業，然而訪問人數卻只有3,500，當中即使有99.7%的就業率，又能否代表整屆畢業生的就業概況？中國人素有報喜不報憂，醜事不外傳的傳統，很多時成功就業的畢業生才會回應母校就業調查，那這種數據選取又有何代表性可言？事實上，即便是這3,500名畢業生中，月入1.5萬元以下者仍有4成，而所謂6.8%「平均月薪增長」還未扣除2012年4.7%通脹率。在這些亮麗的數據背後的實情，又有多少人願意費神深究？

　　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難道大學教育的成敗，就只能取決於這些冷冰冰的就業率和薪酬升幅？社會以薪酬來衡量人的價值，院校以薪酬來標榜自己的「鍍金」功能，又是否符合大學之道？

梁亦華(2013.6.11)︰比拼畢業生薪酬 違大學之道，《香港經濟日報》，A34，國是港事。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3771dd8c-1e55-4eb2-8777-17e5401745ac-770965

父母投訴文化 孩子自戀根源 - 《香港經濟日報》

日前香港城市大學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香港中小學生的自戀問題嚴重，不但遠超英美，部分更有暴力傾向，可能成為社會的潛罪犯。有專家和社工指出父母溺愛式管教是問題主要根源，可是重視群性發展、先管後教等向來是我們筷子文化圈千百年來的特點，從何時起學校的社會化功能日漸消減？家長的管教方式又為何有如此改變？


個人化課程多 學生自我中心

「問題孩子源於問題家長」，其實問題家長亦源於社會風氣。以往學校採用統一的課程，統一的評核，家長孩子如要繼續升學，必須自行想方法加倍努力追上課程，達至社會認可的標準。教師只負責學業方面問題，學生行為如有所偏差，校方便會約見家長，着家長回家嚴加管教。

反觀現在，個人化課程愈來愈多，如新高中通識的獨立專題探究（Independent Enquiry Studies, IES），又或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都是校方為學生度身訂造，學生自我中心之感自然更為強烈。


學生違規成績遜 教師負全責

近年「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教師」的觀念隨教改深入民心，違規或成績稍遜學生漸被視為學校照顧不周的「受害者」，教師則要為學生學習失敗，甚至課室以外他們難以管理和控制的行為負上全責，小至午膳吃剩多少蔬菜，大至吸毒援交，教師工作範圍由課室往家庭及社區無限延伸。事實上這些林林總總的所謂「天職」本來就是家長的責任，亦只有家長才能解決。

筆者意思並非指教師無需為學生德育發展負責，只是教師在課堂以外的時間精力實在有限，而學生德育始終需要家校合作，相輔相成才能奏效。遺憾的是，在現實層面中，家長不一定是教師管教的助力，倒更有可能是強大阻力。

例如，筆者有朋友把屢次毆打同學的犯事者隔離，在小息嚴加看管，家長卻認為校方歧視他的寶貝兒子，逕往校長室激烈投訴；同時，該家長又要求兒子豁免回答不了問題便需繼續站立的課堂規定，以免孩子上課「有壓力」，不能愉快學習云云。這些有利於孩子時便要求個別照顧，對孩子不利時便投訴被標籤歧視的問題家長，在學校實在屢見不鮮。


挑戰教師 為違規子女「出頭」

筆者相信，父母對子女之愛古今亦然，可是以往家長雖疼愛子女，卻懂得尊重校方或教師的專業判斷，傾向塑造孩子個性去適應社會；現在投訴文化盛行之下，不少家長改以挑戰教師，為違規子女「出頭」來表現對子女的關愛，甚至要求學校與教師改變來適應孩子。如此的父母，又豈能不教出自戀一代？

增加家長賦權，以市場監察辦學績效，是香港過去十多年的教改大趨勢，蓋因家長被假設為最有動機，亦最了解子女性向的持份者。可是愈來愈多沒受專業訓練的家長擁有制度賦予的權力，經常涉足課堂決策，指點教師如何教導他們子女，也許才是令港孩自我中心，拒絕與社會接軌的一大原因。





梁亦華(2013.5.8)︰父母投訴文化 孩子自戀根源，《香港經濟日報》，國事港是，A20。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151315dc-fd12-4e26-af17-b4510701f0f2-660654

誤信教育排名榜 如盲人瞎馬 - 《香港經濟日報》

　　近年，西方報章充斥不同類型的國際教育排名榜，本港大學亦有學系加入戰團，搶佔發言空間。年初，香港大學便聯同某國際機構發表名為「PIRLS 2011」的比較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學生閱讀能力名列前茅，教育局吳局長隨即欣然撰文，引用一連串國際性研究，證明為香港教育體系與學生表現卓越。可是這些教育排名的可信度如何？教育各界持份者，又應如何看待這些多不勝數的教育排名榜？

打破排名迷思 勿選擇性偏信

　　如果比較這些國際教育排名榜，我們不難發現，當中結果往往不盡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以閱讀興趣為例，PIRLS 2011指出港生閱讀動機在排名榜中敬陪末席，有學者隨即提出意見，認為家長不應強迫學生閱讀云云。可是2009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統計卻顯示，80.5%受訪的香港學生表示享受閱讀，於38個國家中排名第6，同時亦是全球閱讀興趣增長第二高速的地區。至於眾所稱道的芬蘭及美國，則分別排名17與33。

　　誠然，PIRLS數據比PISA更新，可是PISA的認受性卻是眾所周知，到底兩者誰更接近現實？多年來港人總是相信數字多於文字，相信洋專家多於本地學者，可是如教育局選擇性偏信某些象牙塔學者，只以部分信效成疑的排行榜來作決定未來教育改革方向，實無異於盲人瞎馬。

肯定自己優勢 勝以排名問責

　　再者，即使是同一排名榜，其信效度又是否可靠？也不盡然。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大學排名榜為例，2004年馬來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的排名高至89，3年後馬大排名卻跌至200以外，當年馬大校長更因此不獲續約，曾引發學界一陣熱議。可是筆者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者朋友卻指出，馬大的教研質素根本沒有重大改變，只是因為QS評分委員會之前把馬大校內華人學生視作海外學生，在國際化一欄帶來不少分數，後來QS修改標準，馬大被打回原狀而已。如套用於香港高等教育多年來的「國際化」成就，狀況何其相似。

　　誠如局長所言，學生成就得到國際肯定固然欣喜，可是偶有誤差也不必太敏感，繼而大幅改革，更不需要像回歸初年般，總是以成為亞洲「紐倫港」為目標。只有肯定自己的文化優勢，以積極支援，而非擴大問責的態度來推動教育政策，香港必能取長補短，繼續發揮「筷子文化圈」文化優勢。

*OECD（2010）. PISA 2009 Results： Learning Trends：Changes in Student Performance Since 2000 （Volume V）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91580-en


梁亦華(2013.4.13)︰誤信教育排名榜 如盲人瞎馬，《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18。

忽視學歷職位錯配 動盪根源 -《香港經濟日報》

自2000年政府提出讓6成青年接受大專教育以來，本港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已踏入第13年，一些累積問題亦陸續浮現。

高教膨脹 高學歷低度就業

院校方面，自資課程的認受性問題依然未解決，院校超收或突然停辦的新聞時有所聞；社會方面，高學歷青年低度就業成為新的社會問題，亦成為大眾反思的一大焦點。這邊廂，有人堅持高等教育應繼續擴展，因為它滿足社會的升學需求，而這是所有家長與學生的共同願望；那邊廂，不少人卻認為高等教育已過度擴展，學歷與職位嚴重錯配，實弊多於利。前者站在家長與學生立場，後者站在社會發展的立場，然則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到底有何關係？一直以來，高等教育發揮着甚麼社會功能？

綜觀教育史，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的關係一直爭議不斷。20世紀初，以英、德學術主流的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高等教育應為社會培訓人才服務。其時高等教育政策的關注點非學位不足，而是過度教育，主因是當時各國經濟體系遠較今天封閉，根本沒有足夠中高層就業職位給予受訓出來的精英。期望落差下，高學歷而低度就業的新一代將成為社會動盪根源。此憂慮在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貧富智愚之說》中可見一斑：「貧窮的智慧是最可怕的。平民知道痛苦之所以變成苦痛的理由，卻了解現行制度下自己永不能滿足，便會嘗試攻擊現行制度與社會結構」。


港傾斜地產 扼殺創意商機

二戰以後，代表精英主義的英德兩國江河日下，美國及其個人化普及教育的觀點逐漸成為全球主流。價值觀方面，美國人認為社會與經濟不是靜態結構，生產力會隨高等教育人口擴展而增加。而跟英、德精英教育觀截然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與就業市場非但不是從屬關係，某程度上高等教育能刺激經濟，促進就業市場擴展。教統會2011年《香港教育產業發展報告》中便明言：「發展教育產業會為其他經濟活動帶來協同效應，創造就業機會」，其美式價值觀清晰可見。

過去50多年，歐美高等教育規模隨經濟迅速擴展，前者被視為提升生產力，促進商機的條件，更漸漸成為各國比拼國力的指標，可是在地產金融主導的香港，這些設想卻不一定奏效。2000年董特首的施政報告雖以「6成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為目標，同時亦以發展多元產業，社會成功轉型為前提，但10年以來，討論已久的多元產業依舊是一堆泡沫，創意與商機都被天價租金扼殺殆盡，高等教育所訓練出來的高學歷一代不但難以創造商機與就業機會，倒令低度就業及社會動盪的憂慮成為現實。

筆者明白高等教育問題纏繞多年，不是現屆政府的過錯，可是教育始終是社會整體發展的一部分，一個有遠見的政府應該未雨綢繆，而不是在民怨總爆發時要求市民調整心態，呼籲青少年享受學習過程，卻無視其就業前景。如政府繼續任由高等教育產業量化寬鬆，鼓勵青年貸款進修，卻無視高學歷青年的就業困境，以為這便是「教育歸教育」的話，大專教育必將成為未來眾多社會問題的根源。


梁亦華(2013.3.29)︰忽視學歷職位錯配 動盪根源，《香港經濟日報》，國是港事，A22。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4fece132-bc05-4bfb-b0a2-3ed50d45597c-840007

《低俗喜劇》非教育電視 勿苛求 - 《香港經濟日報》

　　日前，香港藝術發展局的「ADC藝評獎」公布結果，記者賈選凝一篇關於《低俗喜劇》的評論文章（下稱賈文）獲得金獎，卻引來了社會上一連串爭議。有人結合社會情緒，認為這是文化層面的中港矛盾；有人持陰謀論，認為得獎者與評審素有交往。如撇除藝評背景的主觀解讀與評審內幕陰謀，賈文對《低俗喜劇》的觀點為何廣受爭議？賈選凝對香港電影產業的建議又是否合理？

　　如賈文開首所言，票房並非衡量電影價值的唯一元素。電影作為文學藝術之一，當中實蘊含了不同文學價值，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電影創作 隱喻天馬行空

　　第一種觀點認為藝術是不帶實用目的的概念創作，此派以歐美藝術哲學為主軸，例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便認為，藝術創作靈感源自於生活，而文學作品是創作者對大自然或生活種種現象的模仿與情感表達。德國詩人席勒（Schiller）則進一步指出，藝術是作家對生活現象或概念的主觀感知。此派主張藝術創作中作者的主觀感受，其作品毋須客觀，甚至毋須反映現實。

　　在電影文學中，較有深度的導演往往以不同隱喻來表達創作者所思所想，例如《廿一世紀殺人網絡》通過電腦母體來借喻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虛幻牢籠；本港的《無間道》系列則通過不同角色，表達了回歸後港人對身份認同的迷惘，對權威的懷疑，以及現實中「神鬼如何兩不分」的焦慮感。部分創作人，如《低》劇的彭導演，可能會選用頗重口味的概念或誇張對白來表達主觀感受，但導演早已開宗明義，電影並非反映主流，而是反映他對中港合拍片潮流的想法，以及中港融合下本土文化產業所受的衝擊。總的來說，藝術表現手法只分高下，不分對錯，外人對此實沒有置喙之處。

為教育服務 扼殺創作自由

　　第二種觀點認為文學藝術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達成社會教化的手段。此觀點源於禮樂制度中藝術的教化功能，並深深植根於我國儒家文化之中。《論語．陽貨》篇對文學藝術的社會教化功能作了清楚描述：「小子何莫學夫詩……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論語．子路》篇則進一步把藝術「政治化」：「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可奚為」。

　　儒家文化認為文學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否則便無價值可言。回看藝評金獎的賈文評論：「（《低俗喜劇》）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等論點，左一句解讀能力，右一句應有態度，不斷強調創作人的社會責任。倘若用來評鑑港台的教育電視節目尚可接受，用來評鑑電影創作卻似乎不太合適。

　　那麼，藝發局對這金獎文章又有何評語？從藝發局資料可見，評審們認為賈選凝的評論「富有創意及獨特見解，讓讀者反思香港的主流價值」。筆者思考良久，始終不明白這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學價值觀有何「創意及獨特見解」，更難以理解藝發局（或評審委員們）憑甚麼來判斷「香港的主流價值」是何所指。這到底是社會主流價值？評審者的主流價值？還是上位者的主流價值？

　　《低》片選材未必為觀眾所接受，但即使彭導演把粗口、人獸交等對白全部刪掉，改從義丐武訓，或清官海瑞的歷史事來發掘電影題材，是否就符合所謂的「主流價值」？誠如去年教育局局長的感言：「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雖然賈選凝認為自己的出發點是「為香港電影好」，可是把社會教化、化解中港衝突等責任滲入電影文學之中，只會令本土創作題材進一步窒息，委實弊多於利。


梁亦華(2013.3.12)︰《低俗喜劇》非教育電視 勿苛求，《香港經濟日報》，A32。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bb188ec1-db22-4423-8906-6bb945fc7554-754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