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訓為何難登「首選」?︰職業教育的文化與階級想像 - 《明報》

職訓為何難登「首選」?︰職業教育的文化與階級想像 《明報》

臨近六月，香港中學文憑試亦接近尾聲，58,576名考生爭奪15,000個資助學位，競爭依然激烈。不少論者建議，政府應優化職業教育，為學生提供學術以外的其他出路，以便更好地銜接職場。事實上，政府每年投放於職業訓練局的開支高達39億港元（去年更額外增加7億專項撥款），畢業生的薪酬亦不遜於白領。然而，在學生心目中，職業訓練證書與大學學歷之間始終存在明顯距離。

香港情況並非特例。綜觀全球，不少政府也投放了大量資源於職業教育，但亦面臨類似困境。單是2023年，中國便投資超過6,939億人民幣於中等及高等職業教育；而財赤嚴重的英國，每年亦投入超過70億英鎊於成人職業訓練及學徒計劃。可是同樣地，職業教育從來不是尖子，乃至一般學生的首選。其深層原因並非單純資源或配套不足，而更可能源於歷史與社會因素。

綜觀歷史，職業教育的起源多數是針對文盲、半文盲、退役軍人、轉職國企工人，以至罪犯等群體，內容傾向專業技巧、生產效率及紀律培養。這種規訓身體與時間的文化符號，與社會學家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理論不謀而合，職業學校也因此容易被聯想矯正性收容場所，而非人才培養機構。

除了負面的文化符號外，職業教育的課程知識亦非社會上流之選。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社會資本理論指出，「知識」本身存在階序之分，這並非單純關乎實用與否，而是它能否有效轉化為社會上流的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作為殖民帝國的英國，統治階層重視的是行政與管理能力，科技並非官僚選拔的首要條件；而擁有上千年科舉歷史的中國，官僚選拔則更多取決於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其中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等觀念，皆反映技術被視為「治於人」或「非君子」的勞工知識。故此，人們一旦選擇投身技術領域，往往等同於放棄仕途及獲得高階權力的機會。

至於職業教育相對成功的德國，則由於遲至1871年才完成統一，幾乎沒有殖民地。且在強鄰環伺之下，德國必須以技術立國才能生存，故賦予理工科從業員更高的社會地位，由技術專業出身的政治領袖亦不罕見，例如物理學家默克爾便能長期出任德國總理，制訂國策；此外，主導德國職業教育的行會(Zunft)，其歷史地位與政治權力亦遠超想像。例如由金屬與精密工藝業主導的鈕倫堡擁有自己法律與稅收系統，行會代表對市議會有巨大影響力；航運業主導的漢堡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外交網絡，為軍事化跨國商業聯盟—漢薩同盟 (Hanseatic League)的核心城市。中國清末雖有不同的鹽商或錢莊網絡，但它們本質上仍依賴「朝廷特許」，相比德國自治行會的地位與政治權力，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職業教育不僅是教育問題，背後亦同時反映著「哪些知識屬於上品」(能通往階級提升與權力核心)的社會共識。香港要提升職業教育的認受性，其中一個可能方向，也許是說服社會大眾，職業教育如何能作為階級上流、甚或進入官僚權力體系的途徑。 

梁亦華 (2026.06.04)：職訓為何難登「首選」——職業教育的文化與階級，《明報》，https://life.mingpao.com/general/article?issue=20260602